爱华网奥巴马入主白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推出限薪令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民主党在美国历史上大体一直扮演着保守主义者的角色，即使未处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之下，限薪令的推出也是信奉保守主义的民主党人的合理之举，这同样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在兑现其竞选中对改善美国贫富差距的承诺。 限薪令限住了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奥氏的限薪令并不一定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抑制经济萧条。管制经济学中有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是，在管制约束下，通常意义上的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并不是相互吻合的。企业即使在支付给高管报酬的成本方面大幅降低，企业的利润也不一定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既然超出必要的成本意味着企业家资源或者高管人力资源的无效使用，那么到时候最终的损失者便是社会的普通大众。经济学宏观研究增长，微观关注效率，主流经济学的前提研究假设使经济学者们更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物品按市价交易是最合理的、代价最小的安排。 限薪令的推出并不会促进企业家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助于高管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高管的价格（报酬）的帕累托改善，微观的效率得不到改善 ，需要微观支撑的宏观经济危机和萧条也就不会迅速有起色。当然，世界并不是只有经济一方面，社会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也要追求社会规范、伦理、责任、公平、安定，美国的贫富差距近几年在不断拉大也是事实，政治家通过转移支付为人民谋福利亦无可厚非，但仔细考虑一下，其实限薪令的推出时机欠佳。奥巴马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推出限薪令，很可能把高管放在了金融危机导引者的地位，公众正好没有一个靶子来宣泄金融危机带来的压抑，限薪令是否会成为一个舆论导引，致使以前拿上千万报酬的高管成为众矢之的？不能说没有可能。况且在高管对薪酬已经有很高预期的前提下，限薪令无疑会重挫企业高管的积极性。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选择了美国历史上的两个极端，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交替很可能使美国政治上演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完美回归，甚至有人把奥巴马的上台看成是新“新政”的开始。美国的中产阶层自然拥护奥巴马，超富阶层没有理由不支持小布什，但是我们不仅要问两个极端到底哪个好呢？两个都不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效果都欠佳，前者加剧了高管的道德风险，对高管的激励过当；后者却严重限制了公司高管的积极性，部分经济学家在奥巴马提出限薪令的时候质疑美国人才流失海外也不无道理。那到底怎样好呢？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简单加权折中是否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在经济危机的宏观形势下，先追求经济效率，还是追求社会伦理？这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奥巴马总统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盲目学习美国？ 再看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中国经历了渐进式改革的飞速发展的30年，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中国的学者对上市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这方面就能看出其中的效果。从1997年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披露高管薪酬开始，这项实证研究就在不断地进行，1998年到2002年之前的研究结果全都是企业业绩和高管报酬完全不相关。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市公司对高管的激励严重不足，高管报酬与企业的业绩根本不挂钩。但是，从2002年到现在，相当多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和企业业绩开始相关，而且相关性慢慢加强。很多学者也提出要不断培植和完善中国的企业家市场，推行股票期权等激励计划，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不过，遗憾的是，就在此时开始爆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堪比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效仿美国大搞限薪令，无疑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中国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部分公司高管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存在利用企业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设置高额薪酬的问题，但这仍然还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很多行业的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依然很低，薪酬激励存在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中国的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更是如此）。 上文提到布什和奥巴马都寻求了极端，其实中、美两国同样也处在另外的两个极端上。美国的情况是过度的市场化，致使泡沫膨胀破裂、市场失灵，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中国则是市场化程度依然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游戏规则不清晰，政府亟需进一步着手促进市场化进程的改革。就在上市公司治理有所改善的时候，中国政府如果对一个尚未成熟的企业家或者高管市场进行价格管制，时机不恰当，手法也很不合理。这就如同一匹马拉着车在路上跑，本来天就下着雨，车夫还要在路边伐一棵树装上车，马拉得很累，车夫自然也赶得很烦。更严重的是既要马儿跑，而且还要马儿少吃草，难道马儿就不会闹别扭吗？如果股东或者政府如此对待高管，现实存在的激励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相容，信息不对称问题自然会使得高管冒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风险加大，这显然无助于企业追求利润和价值最大化。另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某些方面本来就存在过度的民粹主义，现在再加上政府的限薪令，无疑又是一个“画蛇添足”的“杰作”。 当我们从中国和美国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来看待限薪令的问题时，不难发现中国的“限薪令”不但无助于缓解金融危机，促进国企的深层改革，而且会产生大量的高管激励严重不足所致的各种机会主义风险。中国政府不应该在此时闻风而起，东施效颦，否则于自己无效，于经济无益。尽管出于社会大众的道德良知，我们可能的确有理由这么做，但我们必须要懂得忍痛割爱，要知道有暂时的“舍”才会有更大的“得”。 当然，“什么样的高管薪酬才是合理的”同样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话题。不过，有一点还是需要肯定的，一个合理的薪酬机制是要建立在高管的突出才能和努力程度之上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市场本身的情况。并不像去年备受争议的马明哲拿到6616万薪酬时辩解的那样简单，这是他个人才能和努力的结果。这中间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市场繁荣时期所带来的企业业绩的“溢出效应”。 作者供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