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整体利益是要保证全球化的转移过程持续下去，为此其它小的利益可以妥协
周其仁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院长 全球大势现在扑朔迷离，世界经济到底怎么样，看起来非常矛盾。第一，经济数据确实增长了，不再是衰退，不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增长也有1.7%。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3.1%调高到3.9%，调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表现（中国的表现一直很好），而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超出了原来的预料。惹祸的金融业发展得非常好，好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场就讨论金融高管要不要限薪，要不要限制发奖金。对参加论坛的两千名全球高管进行调查，83%对经济都非常看好，要增加投资，进行兼并。那矛盾出在什么地方呢？人们的感觉很差，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感觉非常差，西方政要没有一个讲退出，调高了经济增长预测的IMF的总裁也说，虽然已经复苏，但是基础很不巩固，前景很不确定，各国衡量要不要退出的抉择非常困难。 数据显示复苏，感觉是在衰退，造成两者之间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是高失业率，美国是10.2%，把部分Part-time（兼职）的人算进去，是17%；欧洲是9.8%。西方过去强调自立精神，现在很多人也成了“啃老族”。现在一方面是华尔街认为经济好转，是怎么躲过国会和舆论来分钱的时候了；大公司高管认为要发展、要投资，另一方面，政要认为基础还不巩固，如果现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有可能进入第二次危机。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法国总理说这是全球化的危机，去掉表演的色彩，确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这个世界和过去不同了。简单地讲，过去因为“冷战”，因为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搞进口替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原来是不连通的。发达国家的高海平面内部打通，互相贸易，互相投资，形成了一个很高的分工和收入水平。这两个海平面的差距，以工人收入计算，1980年中国工人收入等于发达国家工人的1%。如果两个海平面不打通，即使有这么大的差距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国1980年前后开始搞改革开放，1990年前后前苏联放开，两个海平面开始打通。物理学可以证明，两个不同高度的水平面如果中间打通会发生巨大的势能释放。可是这个释放对于每个阶层、每个家庭的影响并不一样。资本可以流动了，开始量很少，可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改善，知识水平提高，信息成本下降，流量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拿到了资本和技术，改善了自己的政府服务，产品开始摆上国际舞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发达国家走，发达国家的资本往发展中国家来，这是简化的一个全球概况，这支撑了过去全球贸易比GDP增长高两倍以上，也支撑了全球的繁荣。发达国家在这个势能释放中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有一点非常麻烦，就是当低海平面的产品流向发达国家的时候，因为成本太贵，发达国家一些生产者在竞争当中败下阵去。资本外流也很麻烦，因为钱走了，留下的都是过去高收入的人，这个麻烦一直在累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概括了这个现象，水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是复合的，包括信息，包括商业模式，正在飞快地传播。因为人往高处走，回头看中国30年的收入增长是惊人的，欣欣向荣。可是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和蓝领，现在产品被新兴市场国家替代了，原先可以扩大生产的资产和投资转移了。
发达国家有三条路选择，第一是进一步升级，造出发展中国家不会造的东西，比如说互联网，这是发达国家对全人类的贡献，问题是这种创新可以持续多长时间，能带动多少的就业量？现在看来不可能完全消化被替代的那部分劳动力。 第二条路是把发达国家的工资福利水平往下调。经济学说工资有刚性，往上调容易，往下砍就非常痛苦。但水总归往低处流，要到综合成本有优势的地方去，这始终是全球化的主流，代价是抛弃一些人。所以实际经济增长向好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因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释放能量，只要金融紊乱消失以后，全球经济还会有一个不错的增长，但是社会矛盾是另外一个概念。 剩下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海平面水流得不要那么快，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加摩擦。因为流量减小，高海平面可以慢慢往下走；而流量大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就会非常突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五年小事情都会炒成大事情，因为有政治需求。但贸易保护主义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和平的国际环境能不能维持。中国对这个全球的局势要有一个清楚和深刻的理解。 应该怎么做？中国的机会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机会。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西方高失业率也是中国公司走向全球的一个契机，只要有本事聘请西方人，中国公司就很容易走向西方，今后五到十年，中国顶尖的公司一定会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有业务，这个机会绝对不会放弃，客观上也不会消失。现在存在着一种倾向，发现西方向中国转嫁矛盾，中国就要顶回去。该顶的还要顶，但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更加重要，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部环境，今后十五年到二十年和平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原则不能放弃，但是必要的妥协、必要的合作点要尽可能寻找，这是一个层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对内开发机会，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国内市场窄小，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和往外做相比，往内做更困难，因为往内，改革还有很多地方不到位，政商关系、企业精神、商业文明要一刀一刀地改。中国国内市场一方面是收入问题，另一方面是没有有效的商业服务，把收入转化为消费。要在村庄看到大公司。即使在很穷的村庄里，小卖店里都卖可口可乐，中国企业自己的产品呢？现在在贵州、四川，包括兰州周围的地区，村庄一级可以看到联想的广告，很多低端产品拿到村庄去了。中国的金字塔往下一层，生意就大很多，全世界的商业经验就是越是给普通人的生意越是大生意，因为普通人在哪里都是绝大多数。中国有70万个村庄，这一波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学生当村官，不说这个现象本身，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农村跟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大学生村官别的可能不会做，但可以上网，帮助村民在网上找工作机会。成都、重庆，哪里工厂缺什么人，他在村庄可以找到，可以帮当地劳动力联系好再出去，这件事情是革命性的。中国的公司，最好在中国、印度的村庄能看见，在纽约、巴黎也能看见。 所以，两个层次的成功机会非常值得思考。全球处于两个海平面之间势能的释放，只要各国政治家妥当处理增长当中的社会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内部矛盾，世界经济总的趋势向上。这两个海平面合到一起，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因为低海平面的人数巨大。1929年的金融危机不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那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海平面的问题，这次是两个海平面发生对流。中国的整体利益是要保证对流继续下去，这是第一大利益，为此其它小的利益可以妥协，因为在海平面变化当中，中国可以获得很大的机会，既可以对世界有影响，也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包括农村建设得更加像样。未来五年，中国将会出现一千亿、两千亿、三千亿的公司，在中国的村庄也可以看到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主要国家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工作，看到它们的足迹，这样的话，中国的地位会和自己占世界人口比例更加相称，也会给中国企业家带来更大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