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过，在王志纲看来，这也反映了潮商“投机意识太强”，而潮汕企业近些年所集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根源恰在于此。 在潮汕地区，即便是那些已经赫赫有名的企业，它们的销售额、企业规模、利润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它们都不会公布数字，连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据分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政府让其捐款之类；二是可以逃税。一位参与过潮汕多家企业上市的投行人士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有的企业2亿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就有8000多万。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是应该给员工和国家的那两份，被企业给拿走了一部分。” 潮汕圈子内，还盛行用现金做生意、不开发票。“如果本金100万，一年流通10次就是1000万，光流转税就要交50万。如果用现金，流转税就省掉了。”一位潮商对本刊表示。尽管潮商素来对外以团结著称，但是“一般同行之间交流很少，都彼此防着对方”。很多潮汕老板把大量精力放在防范下属上，极度戒惧外人，结果导致外来力量很难融入企业。 “潮汕系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潮汕商人多，企业家少。商人只为逐利，而企业家不但逐利，还有产业理想。这就是朱孟依与王石最大的差别。”商人与企业家的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的诸多不同，并最终带来企业发展路径以及格局的不同。 “过度精明就是狭隘。”在林天海看来，潮汕人过于精明，但始终是在“术”的层面拼抢，没有“道”的高度，更没有抓住“势”。“这是潮汕商帮这些年影响不及浙商、温商的主要原因。”林说。 在王志纲看来，温州商人之所以超越潮汕商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转向了实业，而非简单依赖于贸易。其依据在于，汕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特区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潮汕地区曾有一段辉煌期。彼时，汕头港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但在特区的优惠政策下，倒批文、走私贩私、制假卖假成为很多人发财的捷径。由于走私活动猖獗，国家开始重拳打击，潮汕经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潮汕又出现了信用缺失和虚假发票案，潮汕人的形象几乎降到最低点，其它省市的一些政府甚至出台文件，禁止本地企业与潮汕人做生意。 “当时的潮汕政府在引导上有问题。”潮汕文化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炜一说，“潮汕人在改革开放挖到第一桶金后，政府应当引导他们去搞实业，而不是继续搞原来那一套，搞贸易、倒批文加走私。”现在汕头港的吞吐量不及厦门港的1/10，而曾经向汕头取经办台商工业园的苏州，更是远远地把汕头抛在了后面。 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最具可比性的，是浙江温州、台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潮汕还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时候，温台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制假售假事件，遭受巨大的打击，但不少温台地区企业选择了品牌化之路以完成升级。 “温台地区没有汕头的特区政策，做假做不下去了，逼着它从流氓变成了绅士。”王志纲说。 封闭的家族模式 传承这个商帮数百年的“家族模式”，一度被潮商奉为至宝。 震荡不断的合生创展，即为明显例证之一。 2009年1月，合生创展主管商业地产的副总赵海离职；4月，合生创展上海区域公司一二把手及多位骨干同时离职；10月初，合生创展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的北京公司，包括主管营销的副总余洁在内的多名高管离职。实际上，高层人事变动在合生创展已经多次上演。陈长缨担任行政总裁只有两年时间；2008年1月，陈的前任武捷思，在合约到期前3个月离职；武的前任谢世东也是在任内离职，此后合生创展行政总裁的职位空缺长达1年半。在房地产行业，没有哪家大公司像合生这样频繁发生高层变动。 “朱孟依是个非常强势的人，没有不良嗜好，是个工作狂。”跟随朱孟依多年的一位幕僚说，他能够听进下属的意见，但是主要的决策都是他亲自拍板，职业经理人主要是执行，发挥的空间很小，“朱孟依和几位行政总裁在思路上有冲突，都发生过矛盾。”他透露，朱曾专门请来咨询公司帮助合生创展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这家早已上市的公司，“表面上请来了一些知名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但是关键岗位，基本上还是他自己的人。” 一位潮商圈内人士说，“在潮汕人和非潮汕人中，潮商会比较信任潮汕人；在潮汕人中又比较信任同乡，在同乡中又比较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国美应该是潮商大企业里在公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公司了，但黄光裕家族势力在国美系里占绝对优势仍是不言而喻。黄失去自由之后，由其妹黄秀虹出任鹏润控股董事长，国美的财务、人事等关键部门依旧是黄光裕最信任的“自己人”出任，据说狱中的黄光裕依旧可“遥控指挥”。 “黄光裕的强势导致一言堂，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比如他进军中关村，收购三联，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见得是合理的选择。”家电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说。 实际上，潮汕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国美电器、合生创展、茂业集团，2009年上市的奥飞动漫、齐心文具等等，均为家族势力掌控的企业。在汕头，几乎99%的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家庭化管理。“一般来说都是老公做董事长，老婆做财务总监，儿子做总经理”。如果家人出现分歧的结果就是分公司，导致公司不是越变越大，而是越变越小。 有意思的是，潮汕企业对家族企业的天然弊端似乎视而不见—其中最大风险，就是老板出事，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合生创展2009年的业绩以及剧烈的人事动荡，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易居国际发布的《2009年房地产销售业绩排行榜》上，合生创展仅以150亿元的销售收入位列房地产百亿俱乐部第17位，而万科的业绩已经超过600亿。而仅几年之前，在2004年，合生创展销售额率先突破百亿，成为与万科、中海并肩而立的百亿级公司，万科董事长王石曾盛赞“合生创展是真正的行业大鳄”，但此后几年，合生创展却被一家又一家的后起之秀赶超。 “这几年合生创展基本上是在吃老本。早年领先的优势，比如成本控制能力、拿地的优势，现在已经不是能够领先行业的优势了。”广州一位地产界资深人士说，“现在房地产企业已进入到比管理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的阶段。但合生创展大的战略依旧取决于朱老板与政府的关系。”在房地产市场格局发生巨变之后，合生创展的市场能力正在面临严峻考验。其在天津宝坻的京津新城项目，已经投资60多亿，但从2005年至今销售额不到30亿。
客观地来看，家族企业并非潮商独有—中国的民营企业70%以上均为家族企业，但拿另一个家族企业的重镇：江浙来说，江浙商人这些年更愿意通过一些更符合经营管理规律的方式、以公开透明的途径去讨论与解决家族企业的治理与传承问题。你听说过潮州商人集体讨论过“富二代”的接班问题吗？没有。但江浙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公众，这个问题已不唯是企业和企业家问题，而在该区域、在企业内外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种种问题，导致了在资本市场合生创展也不被认可。“合生创展的关联交易太多，给人的感觉透明度不高。”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香港的基金经理不喜欢这样的公司，而这又会影响到合生创展的再融资。2007年1月以后，合生创展仅仅在2009年6月做过一次配股，融资15.96亿港元。而同期的万科、保利等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额都超过百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