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则再一次感受到了每当美国“大哥”遇到困难时，总是先拿日本“小弟”开刀的“规律”。奥巴马政府惩治丰田汽车的做法，从战略层面看，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实乃追求短期效应所致。奥巴马政府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通过积极的财政手段使美国经济、包括就业问题迅速摆脱困境，而维持强势美元，维护好与主要债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至关重要（毕竟2.2万亿美元新增国债需要日本、中国来购买）。但是竞选时对底特律的承诺（也可能还想顺便教训一下鸠山新政府最近一系列的离美政策），使奥巴马的国际经济政策与理性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而日本正处于政治转型阶段，姑且不论鸠山政府能否真正推行“脱美入亚”的战略转型，仅是持有此等政见的政党能够竞选成功，就反映出相当的日本民意。此时，奥巴马近乎羞辱日本的做法，必然会对日本新的战略方向产生“反推一把”的政治效果。 尽管美、欧、日是二战后始终紧密维系的战略合作伙伴，尽管三方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华盛顿共识”的拥趸者，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尤其是美国力量相对下降后所采取的明哲自保的实用主义策略，正在日益加深三方之间的隔阂，尤其在货币问题上，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问题上，三方理念并不一致。无疑，欧洲和日本都希望脱离美元，构建能够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或至少构建“多元本位制”的全新货币体系，在这条路上，欧元已历经40余年的努力（自1969年制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愿景算起）而日渐成熟，日本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共同积极促成了东盟10+3货币互换机制（2000年签署清迈协议，2009年确定1200亿美元分摊比例）。欧盟、日本都不希望重回旧有体系，反复承受该体系下注定会周期性出现的金融危机。 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合纵连横、主动出击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形势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大于机遇，总体判断非常不利。从挑战角度看，美国国内“三股势力”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只是策略选择上有所不同，政府和国会更倾向于采用汇率手段，压制人民币升值，而华尔街更倾向于采用以汇率谈判压资本管制放开的策略。当前情况下，汇率升值和资本管制放开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欧洲、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相对国际地位、换取国际贸易中现实利益的角度，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很容易与美国结成同盟，而且也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翻脸”。 从机遇角度看，美国国内“三股势力”在国家战略层面并不一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内、国际经济问题上有很多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尤其在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冲突；欧洲、日本已经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已经认识到维护“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并非最为有利。只有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和牵制，才能换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中国提倡的多极世界的观点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回顾近30年的历程，我国在处理国际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多遵循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不在国际上树敌，以换取和平发展的环境，赢得经济发展的时间。但这次所遇到的挑战与以往历次均不相同。人民币汇率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学和国际经贸往来范畴。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30年力量消长的总较量，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总决战。抓住这一本质非常重要，因此，解决之道仅通过解释说明，阐释经济学道理完全不适用，也换不来任何参与遏制的美国同盟方的同情。解决之道是牢牢把握住我们的利益主线，勇敢地挑起美国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内在冲突，勇敢地挑起美、欧、日之间的内在矛盾，大胆地团结还处于观战一方的石油国家的力量，坚定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合纵连横，主动出击。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的利益主线。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经济变量，如汇率、利率、工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变量都是在经济生活的互动中取得动态的平衡。单独说汇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适，必须要提及其他经济变量处于什么水平，其他变量及目标变量是否均衡的前提。反过来也同理，当固定了某一变量时（如汇率），其他经济变量（如利率、工资增长率等）就会围绕它进行相应调整，从而达到新的整体均衡。即使在当今经济如此自由化的世界里，也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汇率制（如欧元区内的各国家间）、联系汇率制（如港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如大部分东盟国家货币）并存。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其内在的经济指标都会围绕不同的汇率安排而相互调整，最终取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汇率政策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汇率政策的好与坏，只能看其执行的方式方法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经济目标。因此，很多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比如日本），仍会有强力的人为管理措施，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或汇率波动方向不符合本国货币政策要求时，央行就会主动进行汇率干预，以调整汇率走向，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同理，人民币汇率是固定还是浮动，是我们对外实施国际金融战略、对内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增长的手段。国民经济战略有短期、长期之分，汇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长期策略之别。
从短期策略来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国内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国内各方的心理感受。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危机后尚未企稳的阶段，随着通胀预期的加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余地已较为有限，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投资增长率的高企，也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埋下隐患。因此，国民经济进入较为不确定的发展阶段，宏观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间也日渐狭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国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无疑既重创了刚刚复苏的出口产业，又会因反复自我强化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独立的货币政策失效，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很有可能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后尘。 从长期策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应服务于中国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从中国下一个30年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有两个并行的战略取向。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内需替代外需，以消费替代投资，引导经济重心在产业部类上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着第三产业转移，在地域分布上由东南沿海向着中西部转移，在城乡结构上由城市经济向着“三农”经济转移。二是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借助已经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和超额外汇储备，完成出口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完成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完成对外投资的充分合理布局，使得国际收入更多地来源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业，更多地来源于对外的直接投资资本利得。以资本和技术（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生产要素）来构建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这种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间主要贸易、资本往来的计价和交易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构建多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当前单一美元本位制不稳定的内在缺陷，为中国全新的国际化战略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促成中国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国际金融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者，从而保障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战略的长久实施。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汇率政策应该包括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管制的放开，而这两个核心领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随下一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主动的、可控的、渐进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