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对于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势美元的政策，两党的意见分歧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大跨国公司阶层，大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的商品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商品大都销售给发达国家，相当部分返销回美国本土。如果增加关税和贸易壁垒，降低美元汇率，并进而导致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全球经济格局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对于这些大的跨国公司而言，意味着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相当于“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是强势美元的受益者。强势美元意味着全球主要的贸易和资本往来大多使用美元，意味着全球资金向美国流动，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规则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获取超额垄断金融利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强势美元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理念和利益冲突。 近一时期，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以克林顿为首的一部分声称了解华尔街、了解企业经营的民主党人开始转向与华尔街妥协的立场，开始质疑奥巴马政府针对华尔街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党之争更趋复杂。 3，华尔街日益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利益集团。 华尔街本是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街区，历经200余年演绎，云集了美国和全球各国的最主要金融机构，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战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借助美国独霸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领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场规则、以独有的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并日益固化为一种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利益群体，日益具备了独立人格。 国内学者、《环球财经》副总编辑彭晓光将中美两个“政体”作了形象的对比，中国是国家控制金融资本，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美国政府和国会实质是在金融资本所界定的范畴内运转。应该看到，“华尔街金融资本”并非一两个具体的金融资本家，而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一个不断自我充实、自我更新的金融资本家群体，他们可能是金融机构的股东，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着在金融机构之上的咨询机构和学者。当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独立人格后，他们会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去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战略的执行。因为这个群体的相对持久稳定性，他们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坚守反而比四年一选举的政府和国会更具有连贯性和持久性。某种意义上，他们更是诠释和坚守“美国模式”的中坚力量。 当前华尔街的利益诉求是继续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模式上去。国际贸易方面，继续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维护美国金融和产业资本对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占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强势美元，维护美元对全球大宗贸易往来的货币垄断地位，维护美国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本性融资和交易的垄断地位，维护美元继续作为全球本位币地位的国际货币现行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尔街本质上并不认同压制人民币升值，相对降低美元币值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压制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和增加对中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占比，比压制人民币升值更重要。他们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作为谈判的筹码，换得资本帐户开放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前任财长鲍尔森（小布什政府后期财长，来自于华尔街高盛公司）所坚持的中美间战略对话的策略。 在对欧元的问题上，华尔街表现出与奥巴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华尔街通过攻击希腊政府主权债，带动国际资本力量做空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债券，进而做空欧元，促成欧元区新一轮金融危机，强迫欧元贬值（近三个月来，欧元贬值幅度已达10%），从而继续维护强势美元的地位，降低欧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事实上，欧元自产生以来的大幅上下震荡，已经遭到以欧元为交易和储备货币的非欧元区国家的质疑）。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希望欧元解体，从而彻底消除欧元对美元的威胁（就像1985年“广场协议”后所产生的彻底击垮日元的国际信用的效果）。无疑，这一策略所导致的美元相对升值的结果，与奥巴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贬值来推动出口的增加、降低贸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由于制裁丰田汽车所导致的结果是打击日本制造进而打击日本经济，日元相对贬值，稳定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兑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从1美元兑105日元左右下降为1美元兑90日元左右），因而，华尔街与美国政府的利益诉求相一致。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华尔街也始终是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激发全球做空美元动力的反对者。尽管本次危机中，华尔街通过影响政府促成了政府资金的救助计划，但危机稳定后，华尔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产业，早日结束积极的财政计划，降低政府赤字，维护美元稳定。在这一点上，华尔街对中国政府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最为关注和敏感。 总之，美国国内对于长期的国家战略方向，三股势力（政府、国会、华尔街）的观点并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维持强势还是弱势问题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极力回避的问题，在奥巴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这一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我们务必要认识和把握的。 美、欧、日战略同盟亦非“铁板”一块 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性的因素，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很明显的一个结果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反而受影响最小，全球各国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埋单者。通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各国，不仅仅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即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超发没有任何“锚”可以限制（只有其自身的国家道义限制），而超额美元流动性所引起的资产价格膨胀、金融危机等后果却要由各个美元持有国分担。全球各国无不希望尽快加以根本改善。 2008、2009年，为联合各方应对金融危机所伴生的各种无法预判的复杂局面，美国表面上积极支持各方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并同意以G20金融峰会替代G8和IMF成为主导这场反思的领导性机构。但在核心问题，即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问题上，美国却始终以维护现有的格局安排为出发点，将各国的注意力引导到对IMF投票权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上去。 我们知道，IMF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建的双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监督各国汇率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自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悍然单方面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挂钩、各主要国家汇率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来，IMF的早期职能已经结束，新职能则始终悬而未决。在新职能的探索中，世界各国希望IMF能履行一种全球最后借款人的角色。但客观地说，对于只掌控了2500亿美元资金规模（2009年增资前），完全没有主权国家实力的金融组织，其所能给予世界各国的救助是非常有限的。姑且不说美国只允许在非常小的投票权比例上（给发展中国家增加5%，欧洲国家相应下降，不影响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作重新划分，就是美国退一万步让渡出大部分投票权比例（现实世界中，美国决不会做这种让步），这个组织的任何决议也影响不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引导到完全无意义的一场谈判当中，是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是，这点伎俩恐怕不可能长期蒙蔽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最终会导致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问题上，出现美国与欧盟、日本（甚至英国）等同盟国的根本性冲突。 华尔街发动的旨在最终肢解欧元体系的货币攻击，也让欧元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再一次认识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欧元是一种没有国家主权的区域货币，技术上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保障和支持，政治上没有国家政权的信用支撑，因此是一种不稳定货币。按照欧盟的设想，在货币统一后，应该迅速跟进政治统一的进程，这也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始终期望解决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除了在虚设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相当于欧盟总统）等个别外在形式上有所推进外，涉及统一的立法、司法、政府、财政政策、防务等实质问题毫无进展。客观地说，在世界仍处于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历史阶段，超越主权的货币必然面临多重挑战。而作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美国如果不帮助欧盟联合应对这些挑战，甚至反过来挑战欧元地位的话，欧元的形势自然非常严峻。近期德国财长W Schauble已经提出组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uropean Monetary Fund），就是期望建立一种欧元区内部的自我金融救助制度，完全摆脱美国控制的IMF的制约，同时也准备集中金融力量，应对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更大范围的潜在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