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黄杨 一谈到金融学，很多人会本能地想到这是一门“俗学”，但仔细想想，货币本身也是文明传承的一部分。货币作为经济的血脉，保证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平稳运行，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货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 华夏文明五千年，从与阿里斯多芬、毕达哥拉斯交相辉映的诸子百家，到生生不息的皇权演进，我们不仅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思想家、最强的经济、最强的军事，也有着有别于西方文明的货币演进历史——盛唐开元通宝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摆脱了计重货币的宿命，而宋朝则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飞钱，从元朝就开始了纸钞不设“钞本”的尝试8943;8943; 这些都是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思想、习俗、传统，始终对后世有不可忽略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也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明底蕴的金融市场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 从中国货币通史角度看，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各个朝代的国运兴衰更替当中，在人民的安乐艰辛当中，货币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陈雨露教授申请了一个国家级课题——中国古代经典文献通鉴，将研究成果的精华集结成《金钱统治》这本书，以此来了解中国货币思想、金融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货币思想体系。 陈雨露教授对《环球财经》记者说：“以铜为镜可知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决定金融制度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民族文明，在目不暇接的当代金融变革背后是文明发轫的密码，它赋予了金融改变世界的魔力。当铅华洗尽，我们会发现金融制度便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血脉。” 可以这样理解他的话，金融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金钱观或者当局的金钱观，货币和权力的关系是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个体的，包括企业的财富观、金钱观以及微观主体的金钱行为才有可能匡正。 历史如此之重，让我们怀着谦卑之心，去探索昨天8943;8943; 《环球财经》：《金钱统治》中有句话，“每个人关于金钱的困惑，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答案。”其实不光个人如是，国家也当如此。循迹历史，中国的金钱观是怎样的？ 陈雨露：国家的金钱观可以凝结成三点：第一，整体观。就是国家的金钱观要有整体的人类观。国家治理的金钱之道，应当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服务，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货币必须要发挥或者首先要发挥这样的功能。 谈到货币，中国历朝历代都讲究货币统一，甚至讲究货币官铸，不能私铸，同时国家根据控制货币的数量来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的信用来保证货币的稳定、货币的秩序，从而保证经济和社会的总体秩序，从而提升社会效率和稳定社会发展。 第二，是本质观。也就是要问金钱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一是生产性，一是人民性。也就是说一方面货币的统一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整个政权的统一；另一方面，货币的统一意味着市场的统一，商品流通、劳务流通和资金流通的统一市场。引申到现代，这也是欧洲为什么要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大欧元区，他们是想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建立一个自由的经济区，让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降低成本，以此来促进整个货币区的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民主观。金融民主实际上就是指要有法制。在鼓励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发展之前，要先建立一个完善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否则就特别容易走向歧路。 《环球财经》：中国有着悠久的金融历史，并且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完善与修复着自己的金钱观。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很重要的一环。但在这之前，我们更多的是向欧美等国家学习，那么独立和学习之间的度该如何把握？ 陈雨露：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体系的发展，尽管经历了很多阶段，经历了几次调整，但是它的灵魂是不变的，还是“市场主导论”。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于西方理论体系的评价减分的地方主要是两点：一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体系产生了质疑。危机发生后，美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救市的措施，实际上是等于自我否定，对于完全自由的、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其内在的弊端；二是对于美国的大国观提出了质疑。作为全球货币体系的龙头，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发行者，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和之后实际上都采取了“软美元”的政策，在全球滥用货币权力。 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谐相处非常重要。中国的货币和金融文明与西方是并立的，并不是说我们站起来了以后，就把美元打倒或者去替代西方文明。中国作为一支新兴的力量，应当通过对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化进行凝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国家金钱观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来看。 《环球财经》：追古溯今，怎样从历史中找到中华民族自己的道路，或者说怎样从历史的教训中提炼出经验，帮助中国走出这次金融危机？ 陈雨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房地产市场或者资产价格泡沫就开始成为各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公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执政，他们采取了一个共同的管理国家经济的理念——新经济自由主义，大力度削减货币的控制和金融管制，走经济和金融自由化道路。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留下的遗产是一次次金融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或者是股市泡沫的崩溃或者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刚刚发生的这次危机应当说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并不是最后的一次。 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中我们必须看清楚什么是金融的稳定，金融稳定的核心就是反泡沫，反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当金融深入到全球大宗产品深处的时候，又要防止石油、粮食这些大宗商品价格泡沫的出现，这些最后都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实体经济领域里，真正反泡沫的出路是鼓励科技创新，鼓励新兴战略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现在应当是最核心的议题。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把比较优势用到了极致才有了过去30年的经济辉煌，一是劳动力优势，二是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三是体制的优势。三大比较优势让我们实现了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年均将近10%的发展，使我们不断出现超过英国、德国，现在又越过日本的快速发展。 但再靠这个就不行了，中国完成崛起的30年，利用传统的优势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就要靠新经济最重要的两个车轮，一是现代科技，一是现代金融。 要建立强大的科技支撑的制造业体系，新兴工业体系，同时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健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此保证我们的资金有出路。整个社会资金，作为投资的出路，当你有新兴战略产业可以投资的时候，它就不会更多地走向泡沫部门，不会走到资本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 现在国家房地产调控一定要坚持这两条，在金融层面要保证货币和金融的双稳定，要调控它，不让它出现泡沫。另外在实体经济层面一定要鼓励创新，鼓励科技创新，鼓励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以此来解决资金过度流向泡沫部门的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 《环球财经》：加息会是今年影响房地产市场、股市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国管理层确定加息的依据会有哪些？您预计加息的时间表会是怎样的？ 陈雨露：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通过行政手段调控？这是摆在面前的三个选择。三个选择的方向是一致的，如何由原来的积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货币政策的方向和重点确定了，关键是工具的选择。
今年以来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没有选择利率，主要考虑到如果我们加息，而美国基准利率没有提高，加上人民币本来有升值的趋势，美元有贬值的趋势，预期外国热钱流入就会更多。热钱一流入会冲销我们的紧缩政策，也会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调控可以是不断上提存款准备金率，价格、利率手段不要轻易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年内都不加息，也要观察美国的情况，美国先加息，或者欧洲、美国都提高了利率，那么我们相对提升27个基点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历次金融危机就是两个机制在起作用：一是信贷过度扩张，二是热钱过度流入，就是这两个机制最后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最后泡沫破灭带来了次贷危机，期间还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种预期管理不好，把这个机制再次启动，我们就更加被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