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基因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转基因农业的飞速扩张，人类已经不能逃避 本刊记者 刘美 人类正处于一个面临粮食危机的时代。2004年，国际农业生物科技大会（ABIC）发表了这样的宣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土地，最多只能有18%用于农业生产，这个比例绝对不可能有丝毫增加。然而全球总人口却飞速增长，到2040年将达到90亿，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呢？在人工杂交、化学诱变、太空育种等方法之后，科学家又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前途无量的方法：转基因。 1994年，美国孟山都公司下属机构“卡尔基因”研发的转基因番茄FlavrSavr获准上市，开启了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时代。16年过去了，全球政界、学术界到民间从未停止过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吵。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转基因农业的飞速扩张，人类已经不能逃避。 席卷美国的转基因食品 美国是转基因技术的发源地，也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信息，2009年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比例达到85%，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比例略有下降，达到91%，转基因棉花则占88%。另外，还有很多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应用转基因微生物发酵或作催化剂，包括某些种类的单糖、奶酪和果汁等。据报道，美国人的餐桌上至少有75%的食品包含转基因成分。 并非每种实验室中的转基因食品都能获得推广，介于昂贵的研发成本，转基因产品只有体现出巨大的优势时，才能赢得商业上的青睐。例如第一种上市的转基因番茄FlavrSavr就没能成功推广，这种番茄虽然不易腐坏、存储时间长，但这些优点显然不足以抵消高昂的价格。目前最常见的转基因农作物当属转入Bt蛋白基因的抗害虫玉米和棉花，以及抗除草剂大豆。转入Bt蛋白的玉米和棉花可以节省大量的杀虫剂，同时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而抗除草剂大豆免去了人工除草的麻烦，满足了大规模种植的需要。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无需做特殊标记。事实上，绝大部分美国人很少关注自己吃的东西从何而来，他们只知道去超市采购包装好的原料和半成品。2002年，俄勒冈州对美国第一个为转基因食品添加标签的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有70%的人投反对票，理由是那样会使转基因食品的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根据非盈利机构皮优食品与生物科技计划（Pew Initiative on Food and Biotechnology）的调查，虽然有55%的美国人认为转基因是“坏”食品（这一比例为全球最低），但他们并不赞成禁止转基因技术，而是主张依靠监管机构的力量，确保新产品的食用安全。 从高科技到洪水猛兽 1996年，由美国第一种转基因番茄FlavrSavr制成的番茄酱摆上了欧洲超市的货架。这件事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那时欧洲人看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还是中性的。 然而1998年的普斯泰事件成为欧洲舆论的转折点，68岁的阿帕德·普斯泰（Arpad Pusztai）以权威科学家的身份，在电视上公开警告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健康风险。与此同时，以绿色和平（Greenpeace）为代表的NGO组织推波助澜，在欧洲掀起了反转基因食品的热潮。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爆发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如疯牛病、二恶英污染、口蹄疫等。导致欧洲人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警惕，这也是转基因食品遭遇抵制的原因之一。而欧洲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并不像美国那样依赖大农庄的生产模式，这也抵消了转基因作物的部分优势。 2005年1月，匈牙利宣布禁止进口和种植转基因种子；2006年8月18日，美国出口到欧盟的大米遭遇禁入，因为大部分美国产品被检出转基因成分，这可能是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水稻的杂交所致。根据皮优计划的调查，大部分欧洲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坏”食品，这一比率在法国达到89%，德国则是81%。而在英国的一项调查中，只有3%的英国人表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美国人的高科技，就这样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洪水猛兽。 贸易问题还是健康问题？ 2002年夏天，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健康与食品安全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从2003年起，一切包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应作出明确标记，并标明其中包含的转基因成分。美国农业部对此深表不解，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因为大部分美国出口的大豆和玉米都是转基因粮食，这些粮食在美国国内是无需标记的。现在要出口到欧洲，必须加入一道鉴别程序，无疑增加了美国方面的成本。 美国人指责欧洲事实上想打贸易战，并于2003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美国前副国务卿、当时的WTO美国贸易代表，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表示，欧洲对转基因的禁令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对转基因粮食产生恐慌，从而拒绝来自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情况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已经发生，并导致当地的饥荒。 欧盟国家指出美国根本没资格就“道德问题”指手画脚，因为美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提供的粮食援助中，很多都是从本国采购运往国外，这实际是为了消化美国农业过剩的产量，以补助本国的农民。 2006年6月，WTO正式裁定欧洲对转基因的禁令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在长达1000页的文件中，WTO批评了欧盟的转基因政策，以及奥地利、法国、德国、卢森堡和希腊的转基因禁令。 绿色和平组织的埃里克·高尔（Eric Gall）表示：“这一裁决证明了WTO并不适合处理复杂的科学和环境问题，它将贸易利益凌驾于其他事务之上，这件事惟一的后果，将是促使欧盟国家更坚决地对转基因食品说‘不’。” 科学之尴尬 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主要有三方面：食用安全性、生态安全性和经济安全性。前两者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然而，科学家们在证明这两个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生物科学的复杂性，生物学实验的难以重复性，导致学术界内部争论不休，更不可能向公众提供确定的答案。 转基因粮食研发之初，是为“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问题提供方案，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在抗病虫害方面成效卓著，转基因粮食却未能实现“增产”的目标。1999年，美国学术机构“组织中心”（Organic Center）首席科学家Charles Benbrook发表文章指出，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的产出比率并不优于普通大豆，反而要低7%~10%，而且由于该大豆可抗药，鼓励了农民过量使用除草剂的行为，据统计使用量达到了普通品种的5~10倍。 另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根据专利法的保护，科学家在对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进行研究时，必须征得相关公司的同意。“因为法律上的限制，关于转基因的很多关键性研究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康奈尔大学教授Elson Shields表示。例如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一位名叫贝拉·达瓦斯（Bela Darvas）的教授，之前曾多次发表对孟山都产品不利的文章，后来便无法获得该公司的研究许可。 与此同时，转基因的反对者们也面临着另一种尴尬。“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反生物技术的旗手，在一次次富于煽动性的运动中被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加拿大生态学家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曾是绿色和平组织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这个组织的科学性已经损失殆尽，正在沦为一个单纯的政治工具，“绿色和平现在的主管们没有人受过正统的科学训练。”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