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改革与房价 改革土地制度为抑制房价上涨之本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想要结束中国房价高企的局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应从根子上——土地制度上寻找解决之道 本刊记者 郭涛涛 林鹰 2010年3月17日,刚刚从“两会”归来的蔡继明,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2101礼堂开始了他的解读“两会”第一站演讲。在长达2小时35分的时间里,蔡继明花费了至少一半时间来讲述房价和房地产问题,这也是今年“两会”最为焦点问题。 此前两天,3月15日,“两会”结束第一天,北京一连产生了3个“地王”。尽管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接受网友提问时已表示,在任期内将解决房价问题,“两会”代表也对当前高企的房价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是,这已无法阻止中国房地产市场地价的继续飙升,及房价的继续上涨。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出路在哪里?高房价问题又应当如何解决?演讲完毕后,蔡继明接受了《环球财经》记者的专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应看房价收入比 演讲开始,蔡继明开宗明义,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他的这一观点,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观点一致。 蔡继明首先列举了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两会”前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价格平均价格上涨1.5%,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数据则为24%,两者相差超过10倍之多。 对此蔡继明解读,是由于国家统计局大部分数据来源于房地产商之故。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全国储户调查问卷,有七成受调查者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城镇居民反映房价上升过高比率逐级上升,普遍增加一成,更突出的在于,高收入人群也认为房价上升过高。 2009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创纪录达到6000亿美元,同比增加80%;在上海,自2003年以来,房价上涨了150%;在北京,2009年1月房价均价为每平米10085元,到了年底,升幅高达95%。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些房地产商认为“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的表态,蔡继明显得很愤怒。 蔡继明说,判断房价是否过高,不能绝对地看,而应当从房价收入比来看。东京和上海一套100平米的住房,价格可能差不多,但是东京居民和上海居民平均收入却可能相差10倍。目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15倍,一线城市甚至达到了25倍,而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8倍之间。2009年北京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收入7.5万元,12月的房价为每平米19725元,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177.5万元才能买到,这也意味着,这个三口之家不吃不喝,需要24年才能买到房子。 从房屋的租售比例也可以说明是否存在泡沫。蔡继明认为,当投资者买房不是为了出租获得收益,而是为了更高价格卖掉,这便成为投机性住房,根据统计,中国一线城市出租收益率不到1%,与之同时,中国一线城市投机性住房比例高达30%~40%。 蔡还计算了中国房地产的真实价格构成。2009年,全国房地产销售收入4.3万亿元,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以及各项税费获得的收入约2.5万亿元,房地产商获得利润和销售成本总和为1.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全国房地产销售收入中有3.8亿元流向政府和房地产商,比例高达88%,进而,商品房的真实价格,只占销售额的12%。 “这不是泡沫又是什么?”蔡反问道。“现在资产泡沫已经非常严重,必须下调20%、30%,才能使人们的购买力适应房价。” 无独有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3月1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根据他的计算,中国官方数据极有可能低估了住宅市场泡沫规模。伊藤隆敏结合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前的迹象说,希望中国不要重蹈日本覆辙。 房价泡沫主要源于 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垄断 紧接着,蔡继明谈到了推高房价泡沫的因素。蔡并不认为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稀缺,应该成为房价必然上升的理由。从供求关系出发,蔡认为,投机性住房、房地产商的捂盘和惜售,都加剧了房价高企的局面,房价高企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垄断。 蔡继明说,作为投机性住房,中国许多一线城市住宅空置率高达50%,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准则,住宅空置率在5%~10%为合理水平,10%~20%就是危险区,超过20%便是严重的商品积压区。 数据显示,1998年~2008年之间经批发出的土地,至今还有40%囤积在房地产商手中,而目前,中国十大地产商土地储备超过3亿平方米,再加上2009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9亿多平方米,加之考虑到容积率,蔡说,“(他们)10年土地都用不完。” 也因此,蔡继明表示绝不赞同“市场供小于需、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地价、房价必然上涨”的解释。 至于有人认为地(房)价上涨是对于城市化进程所致,蔡继明同样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城市化虽然意味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需要住房,但是,农民在农村占用的宅基地面积,是城市居民2~3倍左右。“农民进城,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把他的宅基地让出去,或者搞一个宅基地换商品房,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占用只会节约不会增加,怎么会引起房价上涨呢?” 然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现行土地开发政策,政府一方面是农地征用的惟一合法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向房地产商提供开发土地的惟一供给者。 一块农地若要转向商品房开发,首先需经过政府按照基准地价征用,转为开发用地储备,之后通过挂牌拍卖的方式,房地产商商获得土地进而建设商品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并不能用于商品房开发。蔡继明对此最为大惑不解。 “我们以前规定,只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厂房,搞乡镇企业。那话说回来,那现在企业倒闭了,生产不下去了,为什么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呢?为什么不能建商品房呢?搞乡镇企业根本目的不是让农民致富吗?农民现在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出路,为什么要反对他呢?除非你不想要农民致富。” “第二,既然你已经规定它是建设用地,那为什么这个建设用地只能建厂房,而城市的建设用地什么都能建?有人说,城市建设用地是经过规划了,那农村建设用地也可以进行规划啊!” “此外,农村的居民可以到城市去买房,为什么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去买房?有人说,这是因为宅基地是集体的,那城市的宅基地还是国家的呢!那城市里天南海北的人都能来买房,煤老板都能来买房,为什么外地人不能到农村来买呢?他买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正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所有人,不影响其国有土地的性质一样。” 政府对土地的垄断,进一步纵容了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土地投机。3月15日北京产生的三个“地王”,无一例外均为央企,其中有两家为非房地产主业央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和中国烟草总公司。 蔡继明说,这些超大央企由于有着资本优势,可以不计成本地制造“地王”,导致地价大幅上升,一块“地王”出来之后,周边土地房价立马上涨,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拍地王,是拉抬价格的手段,因为在拍卖之前,他们在周围已囤积了大量土地,这叫四两拨千斤。” 蔡说,当一种商业模式,符合如下4个特点,必然会导致价格飙升: 一,只有特权经销商才能参与经营,比如房地产开发商才有资格经营,普通老百姓没有资格;二,原始资源由政府挂牌拍卖给经销商,只有大央企大厂商蔡有实力得到;三,制成品买卖不受限制,有钱就行,投资也可以;四,这种制成品在短期内供给弹性很小,老百姓是必需品。 “历史上看,只要这4种情况存在,必然造成垄断。目前房地产市场上述4个条件都存在,不涨才怪!”蔡说。“当然,从长期看,房价肯定上升,但是,人们的收入也要增加,房价上升,也不等于一年翻一倍,不等于超过收入好几倍。” 打击投机和改革土地制度 基于调查和研究,蔡继明提出了解决房价过高的一整套方案,此前“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共向全国人大提交14份议案,与房地产有关的便占据了7份。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蔡继明认为,通过对购房用途的界定和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改变目前地(房)价过高的局面。 蔡继明表示,应当对目前购房用途进行界定,将它分为4类住房。 一,廉租房,政府房地产商可以参与,不可投机;二,自主性住房,买房子为自住,10年之内不能出售;三,改善性住房,5年内不许出售;四,投机性住房。由于对购房用途的界定,前三类住房便可以将投机买房拒之门外,最后的投机性住房,控制在20%左右,“你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倾家荡产,但是至少80%的住房保证了人民居住。” 蔡继明说,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并不会影响到GDP的增长。根据蔡的测算,每年人们对房子的刚性需求约11.25亿平方米,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约9.37亿平方米,“你降低价格,老百姓呼呼地买,房地产业也会健康发展,一样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结合小产权房,蔡继明将话题引入到更深的土地制度改革上。他认为,解决房价过高问题,还应当从土地制度根子上寻找原因。 自从2007年以来,蔡继明南至深圳,北至黑龙江,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小产权房做了广泛调研。蔡发现,小产权房屡禁不止,因为没有税费成本,低价小产权房吸引大量购买人群同时,农民之所以愿意冒着被拆除的风险建,则为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导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如果农民自己不建房,根据当前土地制度,土地一旦被征用,他并不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相反,只能得到一个最低补偿。 事实上,现存的土地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拍卖,进一步推高低价房价,另一方面,它也让中央政府每每调控房地产市场,却屡屡受挫。 “70%用于保障性住房,那土地供给量很少,政府依然垄断,30%的商品房仍供不应求。” 蔡继明说。进而,房价反而因为政府的调控而继续升高。何况,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资金623亿元,但是与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1.5万亿元相比,其比例只有1∶25。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撰文亦称,在实行严厉行政措施后,必须要有制度性改革跟进,才能求得中国土地诸多问题的根本解决。 蔡继明表示,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修建廉租房,但是城乡土地二元制下的征地制度,却驱动着地方政府征地,将大量农业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以得到更高的利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样。 这也牵扯到分税制改革。蔡继明认为,只有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成比例,建立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才可以做到政令统一。 在此基础上,蔡继明建议,在符合土地规划前提下,应当实行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和同价改革。他解释说,统一城乡土地的用途,给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转让、出租、抵押等城市用地所具备的权利,进而按照用途和位置统一城乡土地的地价。 蔡继明建议,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当于城市建设用地的2~3倍,一旦统一规划,农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房,县级以上的政府认可它,给它发产权证,这样做下来,便能平抑城市过高的房价,同时也打破了城市国有用地的一统天下。 蔡继明表示,耕地不属于建设用地,在明确土地性质和用途前提下,反而可以保护耕地,而非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对优质农田的侵蚀,这也可以让农民分享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好处,农民也会有积极性捍卫自己的权利。 最后,蔡继明表示,土地制度改革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一旦农村集体用地进入市场,将涉及到整个土地制度的变革,它的改革将影响深远。也是因此,蔡在“两会”上提交《我国土地制度安排的八项原则》提案,只是令他不解的是,相比于其他提案,他认为这个最重要的提案,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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