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本属于企业责任范畴的碳排放问题，正在变成衡量企业运营绩效的前沿指标 历时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走到一个无奈但却毫不意外的终局。 这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之全球挑战的最新集体努力，不过，巨大的利益分歧导致会议最终只公布了一份空洞的宣言，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哥本哈根真正重要的是它作为转折点的象征意义。会议明确宣告世界的政治气候已然改变，美国不再是世界规则的制订者，大规模地缘政治权力转移正在发生。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绿色低碳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只有当世界经济在产品和工艺上从高碳转向低碳，并最终实现无碳排放，气候变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就要求工商业改变其投资模式，企业积极有效地参与其中，只要各国政府给出明确一致的信号和方向，工商业就愿意改变。 中国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中国缺什么，中国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目前要赶快把这个信号放出去，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根据信号有的放矢。” 中国承诺的现实出路 各国在峰会前一周集中向国际社会作出表态。中国政府对外宣布的减排行动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令忧心哥本哈根会议前景的人们为之一振。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PECE）组的计算表明：以2005年制订的节能减排政策为基准情景，2020年中国的减排大概是下降33%左右。而40%承诺的增量成本不大于零，比基准情景不会多花多少钱，甚至于还能多赚点钱；45%承诺的增量成本则是每年300亿美元左右，大体上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掏64美元。因此，40%－50%的碳强度减少幅度区间所对应的增量减排成本处于正值并迅速递增的临界区，避开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区域，对国内的消费者和企业来说能够做到，且避免了付出更大代价。 要达到减排承诺，并推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亟需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寻求现实出路。由于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将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认为，“这里有一个时间差，低碳真正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点，至少还要过10年至20年。”邹的课题组经过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在42项低碳核心的技术上尚处于空白。相比之下，欧盟在低碳技术方面有很好的战略技术储备，风能、太阳能等一系列清洁环保技术已经市场化、商业化。日本则有非常先进的能效技术，大量专利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销路。美国是全世界研发体系最完善、技术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大量储备技术，低碳经济没在美国发展起来，只是现阶段政策和市场的问题。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从经济增长点的角度来看低碳，对它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低碳经济还将意味着新增巨额投资。邹骥的课题组提供了如下一组数据：在控排情景下，中国的年均增量投资2010-2020年为120亿美元，2020-2030年是250亿美元，2030-2050年是300亿美元。增量成本到2020年是近800亿美元，2030年2700亿美元，2050年5000多亿美元。 力保温室气体减排达标的政策手段无非三种：政策调控、资金补贴和碳定价。政府部门通常热衷于“零成本”的政策调控，商人喜欢有利可图的资金补贴，经济学家则看好高效率的“碳定价”。 低碳目前已纳入中国政府的工作规划。目前政府提高了汽车能源能效标准，给生产电动汽车的企业、可再生能源企业很高的补贴，并将开展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予以补贴的试点工作。中国2009年生产了全球40%的光伏产品、超过50%的太阳能热水器；全球风电场中的风电设备，至少有70%为中国本土生产和组装的。但这些成绩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低碳技术储备不足、发展资金缺乏。 政策调控对于运转机制不佳的市场大有用武之地，资金补贴也能刺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但要想盈利，企业就必须引入高价值的无害的新技术，这要花费成本，只有当政府强迫它们这样做，或是故意加重有害产品的税收并通过“碳定价”调控时，公司才会考虑引入新技术。据悉，有关政府部门拟在今年出台环境税政策，其中可能涉及碳税。 游戏新规则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的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力争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减少50%）推算，从2009年起的41年里，全球碳生产率必须每10.4年翻一番，到2050年达到目前的15倍。麦肯锡曾经发布的一份题为《碳生产率挑战：遏制全球变化、保持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指出低碳经济将能兼顾两大目标：温室气体控制与经济持续增长，提升“碳生产率”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将是可行路径。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就此表示，未来的竞争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 对企业来说，碳生产率的测量，实际是与社会责任领域所兴起的“碳足迹”管理一脉相承。据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联合发布的报告称，目前全球接近一半的公司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利用GRI指数详细披露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包括美林、高盛、美国国际集团（AIG）、汇丰银行、荷兰银行等在内的全球315个法人投资机构共同发起了，超过40兆美元支持的“碳披露计划”（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该计划调查全球24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在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现况与策略，评估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所造成的风险与机遇。“碳披露指数”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机构投资人决定是否继续投资企业的重要参考之一。目前该披露项目连续两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范围内开展，据其2009年年度报告，在被邀请参与CDP问卷调查的100家最大公司中，29家公司对调查做出了积极回应，其中包括招商银行。 原本属于企业责任范畴的碳排放问题，正在变成衡量企业运营绩效的前沿指标。标准普尔与国际金融公司12月10日在哥本哈根共同发布了首个针对新兴市场的碳绩效评级指数(S&P/IFC Carbon Efficient Index)，希望给全球投资者筛选新兴市场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给出新的指引。指数涵盖了全球21个新兴市场的800家公司，包括三家中国公司：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人寿，中移动的权重排名第五，达到了1.52%。早先发布的美国碳绩效评级指数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自愿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期低于市场的平均排放水平。 国内的某些高耗能行业的企业也开始居安思危，如宝钢股份在公司可持续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单位产量的总体碳排放数据。 不只是“秀” 事实上，这次关乎人类未来的外交峰会，引发了全球商界的广泛关注与热切参与。以跨国巨头为主要会员的企业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在12月11日专门组织了“商界活动日”（Business Day），包括可口可乐、联合利华、拉法基、维斯塔斯等公司全球CEO在内的近200名顶尖企业家出席。在商业日会议上，企业家们被分为三组，分别讨论“后2012年”、“2020年”以及“2050年”的生意。关键词是“可替代能源”、“回收”、“可持续建筑”以及“消费方式”等。日本的企业联盟也组织了上百家日本企业到哥本哈根参会，巴西企业甚至直接参加了谈判代表团。 以王石为首，冯仑、杨敏德、张跃等数十人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加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山水自然中心等机构所组织的“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王石在论坛上代表大家发表了“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对中国企业的低碳转型做出了公开的行动承诺。在经历“气候特快”之旅、参观能源研究所及博物馆，在贝拉中心“听讲”及骑自行车等活动之后先后离开，他们并没有与国际商界人士进行更多的直接互动，这有点遗憾。
这算是中国企业界在国际舞台上集中展现全球责任的初次尝试，也是近年来这个群体日益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环境议题的直观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