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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幸福都可以有指数，谁说文学不能用销量来衡量？营销业绩说不定更能体现诺贝尔文学奖的含金量呢。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就是一只大盘股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1916年复活节》） 1923年，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诗人，很多年以后，桂冠诗人隽永的诗句却被用作百搭句式，牵强描述全球化、消费社会、中国崛起等情境。最新的“可怕的美”，甚至套在了诺贝尔文学奖身上：诺奖一旦加冕，得主的作品往往升级为畅销书，他们无须再吟唱“我很穷，只拥有我的梦”（《他想要天国的衣裳》）了。 作为举世瞩目的文学大奖，没有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市场号召力。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奖后不到24小时，其代表作《钢琴教师》在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定购量便从第1163804位一跃上升到第9位，其它三部作品也均跃入前70大关。 2009年10月，德国作家赫塔·米勒爆冷获奖，其中文版权之争近乎白热化。作为版权独家代理人，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蔡鸿君向31家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发去了信息，其中27家都迅速表态，十分愿意购买部分作品版权。这份热情让长年从事版权交易的蔡鸿君（君特·格拉斯、耶利内克也是他的客户）也觉得意外，“甚至好几家主动表示愿意独家出版赫塔·米勒的全部14本书。” 与之前的著名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1999）、库切（2003）、帕慕克（2006）等不同，公众对赫塔·米勒相当陌生，德国文学专家都知之甚少，其作品从未被介绍到内地（台湾1999年出过繁体版《风中绿李》）。可以说，她将国内的出版机构拉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11月12日，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张小波宣布，德国Carl Hanser出版社已将赫塔·米勒的全部作品的中文简体字版权独家授予凤凰联动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属下的译林出版社。两家将在2010年联合出版米勒的14本书，这也是国内出版社首次独立打包购买诺奖获得者的全部作品版权。 蔡鸿君告诉《中国企业家》，这样的合作方式其实一直是他的希望。“按国外的惯例，每个作家基本都在一个出版社出书，或者说，作家的版权都在一家出版社，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出版社都是有利的。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出版机构能够慢慢地适应这个习惯。” 为什么最终选择译林与凤凰联动？蔡鸿君说：“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就已经与好几家出版机构见面洽谈。译林是中国出版外国文学的三大重要出版社之一，可以保证翻译图书的品质，又有凤凰集团这个中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做后盾，可以调动集团的力量，无论在宣传、推广、营销方面都是独立出版社所不及的。凤凰联动是国营出版社与民营出版公司的合资公司，从成立以来业绩很好。” 内地出版社之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如此热衷，无疑是看中其背后蕴含的商业和精神价值。希腊神话里迈达斯国王有只点金手，点过的东西都变成了黄金，对于出版界来说，诺奖就有这种点石成金的功效，一年点上一次，赶上了就会产生奇迹。 早在三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短篇小说集》的销量便达到了10万册。有些经典作品在国内多次译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泰戈尔、海明威等。诺奖文学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上海译文、南京译林等几家出版社。 由于诺奖的卖点越来越强烈，市场格局逐渐打破。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奖，漓江出版社在第一时间组织出版《铁皮鼓》。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后来又出版叶芝、聂鲁达、米沃什等“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2002年，译林出版社就引进《耻》，但只卖了5000余册，2003年库切获奖后，销量很快飙升到5万多册，涨幅近十倍，其更多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累计总销量在40万册左右。 近十年来，国内诺奖作品销量最高的作家当属帕慕克。其作品在获奖前，已经在欧洲和内地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我的名字叫红》在获奖前一个月在中国出版，上市一个月就发行3万册。奖项公布后，《我的名字叫红》便立即飙升至30多万册，业内称之为“井喷”。随后帕慕克的《雪》、《白色城堡》、《黑书》等也被引进中国，总销量超过60万册。 就像每年诺奖宣布名单之前热门作家都有赔率一样——2008年勒·克莱齐奥的赔率是14:1，却获奖了，2009年菲利普·罗斯的赔率是7:1，获奖的可能也许得到2010年。出版社对于获奖作家的争夺也演变成了一场豪赌。例如《我的名字叫红》的引进，便缘自于世纪文景文化有限公司的一次押宝。上海译文社总编助理赵武平坦言：“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版权争夺早在几个月前，甚至更早，出版社就开始押宝，预测并购进热门人选的版权。买到获奖者的版权，也就中了年度出版头彩。而如何与诺贝尔评委们心有灵犀，着实不太容易，整个过程像坐过山车，很刺激。” 有人中彩，有人失意。作为2001和2002年的诺奖得主，奈保尔的《海湾》与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都没能及时出版，错过了良机导致销售惨淡（分别延后8个月、14个月），而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更是因为译林在三年后才拿到版权，作品至今都没有出版。 尽管1997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就买下了《钢琴教师》的中文版权，该小说还被改编成过同名电影，但由于其晦涩难懂，故事性不强，它一直没有勇气出版，直到七年后耶利内克获奖，才出版此书，没想到一周内清空，之后陆续追印，发行量在9万册以上。十月文艺总编韩敬群调侃道：“我敢保证，在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整个中国的出版界知道耶利内克的人不超过10个。” 当2008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奖时，原本反响平平的《乌拉尼亚》迅速大卖，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印的8000余册在一周内全部售出，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叫苦不迭——它早在1998年就购买了《诉讼笔录》的中文版权，并印制6000余册，但当8年过后，发现竟然还有一半库存，便忍痛将其化为纸浆，这时候望库兴叹，连夜印制新版。 对于《我的名字叫红》与《钢琴教师》的单行本销量纪录，代理过四位诺奖得主版权的蔡鸿君认为，印制迅速、及时上市是关键。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赫塔·米勒的作品大概会在2010年2月份以后上市，但很难像《我的名字叫红》或《钢琴教师》那样火爆，“国内对她的宣传已经不那么热乎了。诺贝尔文学奖每年都会来一次，国内读者比较喜欢新鲜，算是一种时尚的趋势，公布的时候你能出版还会好一些，如果搁置半年，我觉得还是会有些问题。” 文学爱好者可得注意了：作品本身的品质、翻译的水准似乎不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版的财务报表考察之内，这种文学的边缘化、诺奖的营销化状况，像极了1957年诺奖得主加缪说的：“我们生活在一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甚至连金钱（金钱可以引起有血有肉的情欲）社会都不是，而只是一种金钱的抽象象征的社会。商人社会可以定义为：事物为了符号的利益而消失的社会。” 还是钱钟书说得妙，他在《围城》中调侃：“萧氏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市场中人也应该记住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说的，“但愿每一本书虽处在商业运作之中却能超越商业的意义”。 访谈 蔡鸿君：“国外对诺奖的热度三分钟都不到”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谷力 作为一名职业的版权代理人，有人说蔡鸿君垄断了德国对中文地区版权输出的半壁江山。近11年，他代理了四位用德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君特·格拉斯（1999年）、凯尔特斯（2002年）、耶利内克（2004年）、赫塔·米勒（2009年）。 不过，只有夫妇二人的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如果不做些商务咨询、翻译等兼职业务，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做版权代理，几乎不能说是在做生意，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兴趣爱好、一种长期以来的追求。”他说。 《中国企业家》：诺贝尔文学奖在内地已渐渐转变为一种时尚阅读，受关注度及热销周期都很短暂，在德国情况是怎样的？ 蔡鸿君：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外国都不例外，但是国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度，恐怕连三分钟都不到。我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如果获奖人与德国有关（比如格拉斯），媒体和读者都会有兴趣，而其他人获奖，德国媒体只是在公布之后短暂地报道几天就偃旗息鼓，很多德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当年是谁获了奖。而且，绝大多数的欧美出版社早就出版了这些获奖者的作品，其他出版社在羡慕之余，并无也分一杯羹的想法，这不合常规。所以，每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奖作家的出版社前总是拥挤着东方人，如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中国企业家》：赫塔·米勒的作品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市场前景？ 蔡鸿君：《呼吸荡漾》（Atemschaukel，又译为《呼吸钟摆》，英文版译为《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在获诺奖公布后曾经名列德国文学畅销书榜榜首，现在也仍然排名第三位，迄今已经销售近三十万册。我估计，这本书也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关注。另外，《心兽》（Herztier）也会受到很大关注，此前这是赫塔·米勒作品中售出外文版权最多的（13种）。不过，我不认为赫塔·米勒的作品会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但是它们毫无疑问会引起关注，在写作技巧和思想深度等方面，也是值得一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