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上海钱是赚不完的，有那么多标杆人物在这里，很多大学同学已经自己创业小有成就。”马建伟说，然而沉重的房贷、未来有了孩子之后的求学经费以及父辈养老问题让他们觉得难以松懈，“在别人看来，我们夫妻俩生活在大城市，似乎什么都有了，却不知道我们承担着怎样的压力，有时觉得透不过气来”。 妻子董莺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们2007年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层，目前还欠银行近80万元。她给记者算了每月的支出，养车大概在2000元左右，房贷每个月5000元，再加上平时日常开销大概4000元，如果请客吃饭聚会一次动辄千元左右。“我们还是想尽早将房贷还完，这样算下来每个月结余真的不多。” 加上2008年中，董莺遭遇了公司裁员，接着几个月连换了两三家公司都不是很满意，也使得家庭收入一度减少了许多。好在这些天，她找到了一份较理想的新工作。 “目前来看，新工作还算不错，收入也与之前差不多。但如果是在绍兴，通过家里的关系，我们夫妻俩都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生活上也能轻松许多。”工作上的波折让董莺萌生了回家乡发展的念头。他们的忧虑除了现实问题，还有将来的长远负担。由于他们所买的房子不是重点小学的学区房，将来有了孩子，读小学可能还涉及一笔高昂的择校费。此外，马建伟来自农村家庭，父母的医保都比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笔用于将来抵御疾病风险的钱也需要存下来。 “公公年纪大了，有高血压。婆婆身体也比较弱，最怕的就是他们生病。”董莺说，“我们商量后，决定再用一年的时间拼搏一下，如果还不能改变现状，我们就决定离开这儿，回家乡发展。”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约翰森博士说。 英国《经济学人》的调查也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过去让大都市的人们常常夸耀的城市标签——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二三线城市的交通状况则完全不同。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一线城市，75％的人晚上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则是5点至7点晚餐。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小马夫妇回到绍兴，不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生活品质明显优于上海。对他们来说，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伪幸福”的思考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按理说，能成为经济最为发达四个地区的中产阶层，是很多人的梦想和追求。虽然，在这些一线城市不一定能实现每个人的梦想追求，但这确实是传说中的“百舸争流”之地，能在逼仄的城市空间中挤出自己的一份生存空间，自然会有些“尽显英雄本色”的豪迈。 现实却是，这些城市成了“不够幸福”和“伪幸福”的地方，那些在大都市工作过几年的中产们不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着实打击了相当一批人的奋斗信心。 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而这次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更佐证了上述现象。调查报告显示，南京、成都、福州、重庆的幸福指数分列前4位，而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然而，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可话又说回来，打击归打击，这远远比在“被时代”里“被幸福”真切得多、真实得多。还记得去年的“2009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结果吗？2009年12月26日这份榜单最终出炉之时，许多网民直呼“被幸福”的那种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网民们纷纷质问，请列举出真正让我们感觉幸福的物价与理由？房价这一重大问题先放在一边，就是普通的水电气价格也是“逢听证便涨价”。更不用说，那些“蜗居”于城市的“蚁族”和“犀利哥”了。 所以，虽然一句“伪幸福”切到了公众的痛处，却远远要比“温水煮青蛙”里那些自以为洗热水澡的人幸福得多。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痛并快乐着”。可以说，从“被幸福”到“伪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虽然距离“真幸福”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有提出“伪幸福”的心态在，幸福就不会变成一句空话。 “伪幸福”的提法里没有粉饰与美化，更没有所谓的官员政绩，有的只是切实的公众感觉与公共利益。将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列为最低，其实是一种对于高房价的宣战，更是对低房价里幸福感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