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借款始于唐绍仪组阁时期,由于唐与袁世凯在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上存在分歧,于1912年6月辞职出走。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急召周学熙进京接手，足见其对周的极大信任。
周学熙出任财长后,不得不重新与美、英、法、德、日、俄六国银团继续交涉。经过艰辛的谈判,1912年12月,周学熙与六国银团将借款条件谈妥,并定于1913年2月29日签字。不料巴尔干战争突起,欧洲银根吃紧,银团要求于五厘利息之外增加半厘。 周学熙考虑款巨期长,增加半厘所亏非浅,决定暂不签字。恰在此时，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为幕后凶手，开始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自知战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烧钱，因此，袁大总统敦促周学熙尽快与外国银团妥协。 就这样，磨蹭近一年的“善后大借款”谈判很快敲定。这年的4月26日，周学熙与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征祥一起，在宪兵的保护下，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英金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 那天，正是宋案证据宣布的日子。几乎与此同时，周学熙受命给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电曰：“黄先生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行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自此，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正式点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后，因反对帝制，周、袁两人关系开始疏远。 一开始，袁世凯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动周学熙。他说：“缉之，我已经老了，我的先代没有活过59岁的，我已57岁，看来离大限也不远了。我一直想摆脱艰巨的责任，归隐于洹上，安度晚年。可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人民把国家重担交给我，我不敢因私废公而推卸责任。现在举国上下，到处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实在是无此打算，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见周学熙猛地抬起头，眼里放出希望之光，袁又连忙说：“不过，民意不可违呀，我也是十分为难。可大家不听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周学熙的目光又渐渐黯淡下来。 在这种情形下，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批准他到北海“养疴”。 从商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 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周学熙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绽共10万枚，资本总额1000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呈文要求方股息八厘，由政府保息五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这套做法与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初创时的思路几乎全无二致。 袁世凯自然知道这是谁的主意，为了笼络周学熙，他心照不宣地一一照准。身为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当然同意保息、免税，只有专办三十年一节系由农商部核批，被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挡了回来，张自己就是靠办棉纱厂起家，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华新五厂中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80万元订购纱绽25000的纺纱机，并发表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周学熙也辞去财政总长职务。眼见时局不稳，天津纱厂商股股东们对办厂开始抱观望态度。 不久，农商部一个叫陶湘的官员，突然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上书，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办事不力，所招商股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以致纱厂长期不能开工，造成官方出资无法收回，因此，他建议裁撤周学辉的督办之职，改由财政部接手，全部官办。 这一突然袭击让华新公司的商股股东们大慌手脚，他们急忙连夜开会，集体向返津居住的周学熙讨主意。周学熙久经宦海，当然知道陶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是受人指使，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时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 曹汝霖这个海归总长虽有卖国之嫌，但对战争期间纱厂获利的前景却也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齐为由，借题发挥，摘走华新纱厂这个马上就要获大利的肥桃。 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东主动“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周学熙也及时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 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创办人趁机紧急筹款。周学熙兄弟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一阵忙乎后总算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自1919年1月正式生产后，华新天津厂即获得高额利润，当年获利高达140万元(该厂资本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底4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三个纱厂。 纱厂走上正轨后，周学熙曾四处周游，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身心。1916年，周学熙来到了北戴河，开始创建“趣园”。在北戴河，周学熙每日寄情山水，吟诗弄画，但并不是完全消沉隐退，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实业上。1922年，秦皇岛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启动了，周学熙开创的中外合资企业——耀华玻璃厂正式注册 。 1914年，世界第一座采用弗克法生产的玻璃工厂在比利时建成，此后，该项专利权售给希腊、德国、日本、美国等12个国家，玻璃制造业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但在中国，玻璃工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基本全靠进口，每年大约要花费600余万两银元。 周学熙与比利时国素有交往，当他了解到用弗克法生产玻璃质量优良、生产效率高时，即有心引进此项技术，筹建中国自己的玻璃厂。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 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在当时还不多见。 首先，与其他各国相比，中方买得弗克法专利权的价钱并不高，而建厂起至1936年，盈利远远超过专利款项。其次，耀华购买后后，比方不得再售予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华建厂，而耀华则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另建新厂。这种买断专利权的做法对耀华的发展和中国玻璃工业的前途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归佛 “昔营小筑东海上，倏忽寒暑已十更。数椽茅屋虽云陋，千树槐柳午荫清。问余胡为甘寂寞，自来幽趣无人争。放眼不触尘埃障，侧耳不接市井声。槛外凌波沧溟小，杯中倒影星辰倾。” 这首诗写于1924年的北戴河。这一年，年近花甲的周学熙参透了人生的起落浮沉，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海浪波涛，回想自己几十年的流转生涯，突然顿悟“世间万物空如洗”，心中油然而生隐退之念。 1924年2月，根据周学熙的建议成立了实业总汇处。该处是由周学熙所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周学熙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联合组成的，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是各公司“筹划及考核”的机构，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机关。 实业总汇处仅仅搞了一年就宣告结束。周学熙从此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周学熙一生是辉煌的，到了晚年觉得心力交瘁，最后选择主动放弃，这样的放弃是明智的。 隐退后，周学熙就在天津孟庄三多里周公馆隐居。周公馆始建于1915年，紧靠墙子河岸边，约十亩余，是一组极能体现房主人风格的中西合璧建筑。这座公馆不仅伴随了周学熙晚年时光，还给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带来了创作灵感。 1935年8月，在天津师范学校的礼堂里，首演了一部名叫《雷雨》的话剧。这部话剧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立刻让天津市民联想到了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周学熙。其实，周家和剧情毫无关系，曹禺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周公馆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退隐后，周学熙为家乡做了大量的好事。如捐资兴建农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出资让乡民开发荒山，种树种茶；开办商业讲习所，学员学成后送到他亲手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作；开办医院，免费救治乡民。这些善事义举，让东至人至今受益。 除此之外，周学熙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闭门念佛，他曾自称松云居士。 周学熙最早的佛缘，来自母亲早年的教诲。那一年，周学熙第4次落第，心情极为失落。27岁的周学熙自觉前程无望，平日里未免有些浮躁不安。 一天，周老夫人把周学熙叫到跟前，开导他不要急于求成。不料，周学熙脱口答道：“娘说得极是，可儿子担心德浅福薄，无法光耀门楣。圣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娘一声喝断：“胡说，圣人这句话可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德和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自己修来的。你这样说就是心还没静下来，不静就无法空，没有空就没法悟。我看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死读书，倒是随我念念经，等有所悟的时候，再去读书也不迟。” 从此，周学熙除读书外，又多了一门随母亲诵经的功课。周学熙最大的一次佛缘，结于安庆营迎江寺。 一次，周学熙由乘船去武汉，船过安庆，想起老母亲的嘱托，便信步上岸，一路寻访到迎江寺。住持月霞盛情留餐，周学熙无法推辞，只得入席就座。两人交谈时，远处客轮鸣笛离港。不得已，周学熙当天只好在寺中住下。 第二天，电报发了过来，那艘客轮当夜在九江附近触礁沉没，船上乘客多有伤亡。周学熙惊出一身冷汗，对迎并寺对振风塔对月霞方丈，也更多了一份感激。1918年，周学熙回到家乡，自己带头出巨资，并动员地方官员及绅商捐助，对迎江寺进行了大修。 正式隐退后，周学熙在家中专设佛堂。在木鱼声中，伴着缭绕的香火，周学熙享受着独处带来的孤独与快乐。1947年８月，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北京的寓所病逝，终年８２岁。去世前，他曾题诗一首，警示子孙： 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