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副主席 托马斯8226;韦尔塔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0-03-31 世界深知自己需要一项退出战略，退出自2008年最后几个月起实施的大规模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然而，我们还需要一项退出“大到不能倒”的战略，因为其成本实在太高，难以维持。 2008年10月，面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笼罩金融市场的恐慌气氛，各国政府纷纷承诺，不会允许任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倒闭。它们通过向主要金融机构注资来支撑这一承诺。提供这一担保的重要性，与提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阻止实体经济下滑相当。由此，2009年才未演变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之年”或“更大萧条之年”，而是成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年”。但是，基于如下两项原因，各国政府可能无法再维持上述承诺。首先，该承诺使得这类机构无需遵守市场纪律。这加大了它们过度扩张、以致政府不得不兑现担保的可能性。其次，仅从该承诺涉及的潜在成本考虑，它可能就是不可维持的。即使各国愿意为这类债务提供担保，它们可能也没有那个财力。 可以说，这正是雷曼事件中发生的情况。市场曾预期美国政府会纾困雷曼。但它并没有这么做，结果造成了混乱。银行拆借息差飙升，流动性收紧，随后出现另一轮倒闭，全球经济直线下滑。 所以，应对之策是不要提供任何隐性或者显性的担保。我们必须做到一点，即不要让市场认为金融机构肯定会得到纾困。这就需要一套有效的解散机制。它将恢复市场纪律，让银行支付的风险溢价与其承担的风险相一致，而不是与其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相一致。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谋划出我们长远的解散政策应当是什么样子，并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改变现实、达成我们所需的局面。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拥有这样一套解散政策：它能让各国政府及时解散行将破产的机构、而无需求助纳税人资金，同时还能避免因存款、保险和/或证券账户普遍受到冲击而引发社会动荡。这既为客户相关行为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连续性，又确保了资本提供者仍需面对亏损，同时还使政府不必为银行债务提供大面积或长期担保。 为了找出达成这一理想局面的办法，有关部门已要求许多大银行拟定所谓的“生前遗嘱”，也就是重振与解散计划。虽然目前要得出此举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它带给我们的建议很可能会归为以下三个互为补充的要点：1、改造银行。我们应该找出（或许还应规定）金融机构自身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可采取的措施，以便在当局必须出手干预时，提高金融机构能够被当局行动解散、而无需求助纳税人资金的可能性。 2、修改法律。我们应该对法律法规做出相应修改，以支持无需纳税人金援的解散办法。这类修改可能包括：引入针对银行和/或其所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特别解散机制；改革存款保障计划，以便在银行破产时，能够根据这些计划及时向存款人支付已参保的存款；引入存款人优先权和/或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可使有关部门在监督人判定银行不再满足最低要求时，把其非核心的一级和二级资本工具转化为普通股。
3、向金融机构收费。如果前两项建议都不可行，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向金融机构收费，收费标准将基于它的一些属性——那些让它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属性——例如规模和与其它机构的相互关联。如果确实要收费，那么收费应采取附加资本和/或流动性要求的方式，因为它们会巩固机构的财务状况。不过，任何此类收费都不应基于一份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名单。列出这样的名单会被理解为：在必须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名单上的机构肯定会得到纾困，而不是被解散。基于前述原因，那将是未来发生更多危机的配方。 我们应该退出“大到不能倒”，而不是使之永久存在。 本文作者是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副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银行业主管。文中所反映的观点属作者个人意见 译者/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