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人们到底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生产，这个问题看来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行为不仅是满足自身需要，同时也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必需。这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消费，部分就是社会或国家应该为人民偿付的福利。 与福利相对应的概念是税收，前者是出，后者是入。税收的功能内含了公平社会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国家福利有着密切关系，而福利与税收的关系中，一般都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国家福利(也就是政府组织收入为社会提供福利)这个层面上，福利和税收的关系是，低税收一定是低国家福利，而高税收的结果不一定是高福利。 中国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经济加快转轨使原有的福利模式被打破，这给人们带来的不适应是必然的，也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着重布局的。一方面，中国政府的税收以年均20%的速度快速增长，超过经济增速的一倍不止，也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看病贵，住房难，学费高，养老和失业保障太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感受最深的问题。 现实社会中，用于维持社会再生产的这部分福利究竟应该如何分配，如何处理好福利、贫困和资本效率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果。当然，国民自然希望自己的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恐怕就是很多人向往北欧福利模式的原因，而高福利的前提是高税收，中国目前国民收入普遍较低的现实，使这个愿望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而且，在中国国家财政体系尚处于不透明的情况下，“高税收下一定有高福利”这一假设也很难成立。事实上，这不单是中国的“国情”，上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伟大社会”计划，政府幻想为全民提供高福利，结果使美国社会畸变，财政赤字暴涨，不得不回头。 既然国家福利难以指望，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一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办法：低税收高社会福利模式，藏富于社会，还利于民众，少取一些，也就是多予一些。组文中九鼎公共事务所秋风先生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对美国、北欧福利税收模式的分析，或许可以给读者一些新的思考。 以低税收建设高“社会福利”体系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欧洲国民的税负远高于中国，中国人的怨气却远远高于欧洲。这当然与税制不合理、税收与福利的不对称有关，但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 就在政府公布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之际，几位学者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建立北欧那样的福利国家，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大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可以、也应当学习福利国家，为民众提供全面的国家福利保障。另一派学者主张，不应当建立过于臃肿的国家福利体系，因为其效率低下，并可能影响国民的勤奋精神。 其实，中国恐怕既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但这并不是损失。中国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中道”福利模式：政府实行低税收政策，以有限的税款建立、维持一个“薄而全”的国民福利体系；大多数财富留在民间，由社会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一个多元的社会性福利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政策上较为可行，更与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有利于这样的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与扩展。
欧洲福利国家的文化基础 北欧及整个欧洲的福利国家，表现为由政府向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种福利制度并不完全是社会富裕的自然产物，而是信念与文化的产物。 这涉及两个方面的信念。国家福利不是免费午餐。而政府自己凭空造不出钱来，高福利必然以国民的高税收来支持。因此，建立高福利制度的前提是：人民是否愿意承受高税收？人民是否信任政府，相信政府把收来的高税收用于国民福利？正好，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人民具有这种信念，而中国人却向来缺乏这两种信念。 梁漱溟曾经用一张图对比中西文化的不同。不论中西，社会的组织都从个人开始，经过家庭，到达团体。这种团体多种多样，可以是宗教、阶级、职业团体，最高层面的团体是国家。三者的位置，在中西大不相同：“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若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 欧洲人好过团体生活，比如，基督教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是典型的组织化宗教。它的教义也具有强烈集体主义倾向，现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仰都与基督教传统有密切联系。这些宗教与世俗信仰体系都要求个人融入团体，共同分享财富、幸福。长期生活在这种信仰传统中，个人对于团体易产生信赖感。因而，现代国家形成于欧洲。 当然，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既然团体对人们的生活十分重要，人们也就设计了各种制度来保证团体——不论是教会还是政府——增进自己的权益，限制其侵害自己权益的权力。有了这种制度保障，国家就成为个体深度投入、融合的共同体。所以，欧洲曾经出现过强烈的民族主义，各种主流意识形态都强调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国民也甘于充当国家的工具。至今欧洲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极其深厚。这一点，深为20世纪初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羡慕。 随着民主因素强化，这样的政府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个人的保护者，即个人的保姆。国家福利制度的本质就是政府充当个人的保姆，整个国家成为一个集体分享彼此财富的精神与宗教性单位。福利国家绝不是简单的物质问题，而带有强烈情感因素。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教会在人们生活中的全能功能。人们信赖这个保姆，相信它收了钱，会把钱用到自己身上。人们也相信，政府会像忠诚的保姆那样照顾自己，所以，安心地把自己交给政府，生老病死由政府来负责安排。这就是北欧式国家福利制度的信念基础、文化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人们才会把国家福利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才会乐意为高福利支付高税收。 中国缺乏福利国家的文化基础 相反，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和公共性团体生活都是相对匮乏的。比如，儒教被学者归为“分散性宗教”，它缺乏清晰可见的组织化建制。康有为要模仿基督教会建立孔教会，终归不了了之。 对于政府，人们也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中国农民常有“天高皇帝远”的想法，文人也向往着“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所以，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焦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最痛恨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就是人们没有“国家观念”。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人都控诉中国是“一盘散沙”，就是说，人们只知家族、只知乡亲，而不知国家。 直到今天，经历过几十年的强制集体化生活，人们也同样缺乏充分的团体意识、国家意识。人们对政府没有特别的期望，也完全可以没有政府而正常生活。更进一步，人们对政府有那么一点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会诚心诚意地服务国民。过去的“文化热”中经常有学者说，中国人迷信大政府。这是天大的误会，这是把“单位制”时代少数人的想法当成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在中国，人民向来躲着政府，不愿与政府打交道，遇事也不会去求政府。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的税收负担十分敏感。自古以来，社会动乱都是由政府的苛捐杂税引起的。今天，中国民众对于税负的抱怨也十分强烈。这一点让很多学院派税收专家很不理解。欧洲国民的税负远高于中国，中国人的怨气却远远高于欧洲。这当然与税制不合理、税收与福利的不对称有关，但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人们更愿意把钱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愿意交给缺乏足够信赖感的政府。国民普遍地不愿意在国家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体内部分享彼此的财富，人们不习惯如此紧密的团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