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饭碗在哪里？ ——职业教育的瓶颈和就业难题 十年寒窗苦，一朝就业难。1999年扩招后大学门槛降低，对中国多数学生和家长来说，读大学的目的自然还是带有功利性的，不过是读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找个好工作，捧个好饭碗。 那个时候，职业教育也在中国初步兴起，不过由于观念歧视和投入不足，正眼看待职教的人不多。能读大学为什么要上职教，因为职教毕业后地位和收入与人们对大学的憧憬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实往往和社会预先的设想不一致。隶属于中国国情研究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后的报告显示，到2009年2月底，被家长寄予厚望的大学应届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由于追求高大全模式，中国大学教育重复建设、盲目扩招的弊端日益显露，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企业需要的人才却难以从大学毕业生中找到。当下金融危机冲击和职业教育供给短缺压力叠加，失业问题加剧便成为必然。 事实上，不光是被视为“骄子”的大学生命运不济，农民工的就业形势更是异常险峻。 2009年2月初，负责制订农村政策的陈锡文披露，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500万将可能面临失业。 这1.3亿民工大多是没有任何技能，只靠出卖苦力求生的打工者，与此同时，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却在长期以来却是严重滞后。 旅法学者蔡崇国认为：“目前情况下，实际上是大学、职业学校、技校应该有个比例。应该发展技校或者是职业学校，很多技校应该面对农民工。在社会上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教育专业设置的问题。”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本刊为读者奉献的组文将采撷海内外精彩观点，探寻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来之路。其中，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等将为读者开拓新的视点。 中国职教透视 职业教育瓶颈制约导致技术人员不足，是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无法招聘 到自己需要的人才。 中国的职业教育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结构性问题，面临一系列瓶颈，其中内含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 政府主导的多头管理 一般而言，中国的职业教育由国家教育部和相关省、市教育局负责管理。教育部负责全国考试和资格证书工作。省、市级教育局负责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和普通基础教育实施。这种制度安排下的职业教育范围过广，不注重实用性。 职业培训则由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完成，由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行业部级部门负责管理。除去普通的基础理论科目外，这些学校还教授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而课程的职业标准和资格，也是需要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 职业资格的认证和评估基于职业标准，这些标准的设置初衷是为了反映学员的专业技能。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为成功完成学业的学员发放毕业证书，其中的部分学校必须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下，才有资格为学员颁发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这反映了职教毕业证书的发放权也被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 在政府指导下，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管理由许多部门共同负责，没有专门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部门或体系，既复杂又混乱，缺乏统一管理和安排。 劳动力供需脱节 近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完成，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大量的外资企业开始重视技术人员的“当地化”，对中国本土技术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中国的技术类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各企业持续发展和产业规模扩大的障碍。对于“Made in China”的竞争战略来讲，技术人才的缺乏已成为一种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数量缺乏；第二，结构不合理，即现有技术人员的技术程度、行业信息的不足等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设备的更新；第三，知识、技术人员高龄化，企业中40%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年龄都在46岁以上，既年轻又拥有高级技术的人才越来越少。 此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在中国2.7亿的城市就业者之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拥有同等能力的技术类工作者总数为8720万人，仅占就业者总数的33%。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术劳动者仅有1860万人，占技术人员总数的21%。高级技师总数和技师总数分别为60万人和300万人。很多企业已经陷入技术类劳动力减少甚至缺乏的状态。 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缺乏起码的社会认同。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杂志、中青在线以及《2005年中国技能保障人才职业调查》(关于国民对技术类职业的印象的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状况非常令人担忧。调查结果显示，52.7%的人认为“技术类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不高”，67%的人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学习。这势必造成职业学校招生困难，进而扩大高级技术的人才断层。 1995年后，在学校数量和就读学生比例两方面，中等职业学校都有下降的趋势。该结果与前述调查的结果相一致。而且，在2万所以上的各类职业学校之中，以培育高级技术人员为目的的学校仅仅只有200所，这和当今社会的需求严重脱钩。 文化与制度诱因 中国技术人员不足也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大量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无法招聘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劳动力的供给与企业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第一，技术人员缺乏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才评价基准的偏差。 文革结束后，中国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反科学、反知识的错误，确立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评价基准。可是，这同时也造成了“重学历、轻能力”以及“重知识、轻技术”的倾向。于是，很多拥有熟练技术的人才难以取得本应拥有的社会地位，并且难以实现与之地位相符合的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偏见的影响，技术人员得到的报酬非常低。因此造成了技术人员的流失以及断层等问题的出现。 第二，技术人员缺乏的深层原因在于观念、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等的不成熟。 中国历史中存在着“轻视工匠”(轻视拥有专业技能的人群)的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带有偏见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民之中。在这些偏见的影响下，社会形成了“重知识、轻技术”的潮流。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众多国企破产，大量工人下岗，下岗人员中不乏技术劳动力。如此一来，给人造成了“技术无用”的印象。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重视的同时，国企技术工人下岗失业导致技术与技术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却受到轻视。 “轻视专业能力、重视社会身份”的传统劳动和人事管理制度依然存在。其核心的内容是将工人和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分开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一般的干部被当作人才委以重任，而工人则被当作一般劳动者不受重视。
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大部分的高级技术人员(例如熟练工、技师)被列入一般劳动者之列。例如，企业中的技师被称为“工人技师”(意思是工人身份的技师)，和技术干部们的称谓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往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人才。尽管陈旧的管理体系如今已经得到改革，但是在观念上，依然深深地存在于学生家长们的头脑之中。 另一方面，大量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认识不足，短视行为十分严重。由于企业不重视对于员工的技能培训，本应由企业主导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培养无法发挥自主性。某些企业视野狭窄，只顾一味使用员工，而不重视在技术上的培训，造成员工的技术能力得不到提高。 从劳动力市场看，中国虽已取得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与市场经济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市场的流通性、价格的融通性、调节的有效性等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技术人员长期缺乏，而劳动力市场无法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 行业导向：与私企结合 中国职业教育中培训和行业衔接所面临的挑战不可低估。与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在职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不同，中国政府部委、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通常设有专门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部门或培训中心，但这些机构多流于形式，缺乏沟通的手段和机制。这些因素不但牵制了各自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划、管理和提供，而且还将影响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 目前，行业组织和协会在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面临着大量的挑战。第一，技术培训与系统教育相比，他们更为注重前者；第二，他们的培训对象只限本部门学员，而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第三，他们的运作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同时，政府已经建立了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框架，但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却很特别，目前主要局限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企业。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行业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质量有信心时，他就会更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这是因为行业已经预先确定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为行业提供所需的效果，并且行业还可以帮助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打造高质量的结构框架。 在理顺政府管理机制的前提下，如果行业内的资深代表们有机会同政府就职业教育与培训事务进行交流，中国就可以发展出一种文化：行业才是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首要客户。 激励企业参与 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一个高品质、灵活和反应迅速的培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企业应该直接参与引导这一体系的发展，以及参与制定培训和培训成果的规范和评估标准。而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和雇主缺乏参与动机，已经成为中国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巨大障碍。 很显然，对于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国政府在财务刺激和奖励项目方面投入不足。 对准备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企业，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税收鼓励制度。同时，对于积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企业也没有通过表扬或奖励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目前中国的培训体系只是更多地满足了国有企业的需求。对于必须要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新兴私营部门来说，如果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要想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市场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是，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技术和职业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该通过建立政府、雇主、专业协会、行业和员工及其代表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才能实现。 出处：《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背景与挑战》，执笔：日本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砂田荣光，天津工程师范学院蓝欣；《工业化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关联》，执笔：澳大利亚保罗·康明博士(Dr.Paul Comyn) 翻译：符佳林、汤祺，综合整理：杨政文 学用一致 分蘖育才 ——职教振兴之道 刘道玉 中国自古有“重道轻器”的倾向，认为理论高尚，而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以至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过剩，而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失。 近百年以来，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一直薄弱，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从思想根源上看，中国自古有“重道轻器”的倾向，认为理论高尚，而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是，人们都追求普通本科学历，本来属于大专学校也拼命地要改为普通本科大学，以至于普通本科毕业生过剩，而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缺失。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教育产业化的口号造成的。其实，对待教育产业化应当具体分析，对于非盈利的大学，应该坚决拒绝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对于盈利性的高等学校，教育产业化就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财之道。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应当是教育产业化的内容之一。 美国是一个教育多样化的国家，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公益性的研究型大学，又有世界上最多、最富有的盈利性大学。例如，美国私立凤凰大学是阿波罗集团创办的，全校共有9.6万名学生，分布在28个州的134个分校中。2004年的营业额达到13亿美元，与全美第二富有的耶鲁大学当年的捐款持平。据介绍，美国的盈利大学，具有与哈佛大学一样久远的历史。美国现有盈利高等教育机构4500多所，被政府授权颁发学位的有800多所。这些盈利大学都是由大公司举办的，如阿波罗集团、职业教育公司、Corinthian学院、Strayer教育公司、I.T教育服务公司等。目前，美国有10所盈利大学的股票上市，甚至盈利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宁愿叫首席执行官，而不称校长。这些大学的最大的特点，是保持了职业教育的精髓——传授具体而又实用的技能。 中国教育产业化的不足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性问题，又有投资不足的原因。目前，中国富有的个人很多，但愿意投资办教育的几乎没有。我常习惯说一句话：中国只有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而没有愿意投资教育的资本家，这就是中国教育产业化最大的不足，也是中国职业教育不能壮大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兴办私立职业教育与发展私营经济相似，即在宏观上管住，在微观上放开。但私立教育与私营企业毕竟是性质不同的，前者应当遵循教育规律，而后者应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鉴于中国职业教育薄弱，政府加大财经投入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美国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说，就是“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这就是说，政府只管投资，制定法规和政策，至于教师的配备、教材的选用，经费的使用，完全放手由办学者来管理。 从职业教育的体制上来看，我主张采用两种体制：一是由行业协会或是大的集团公司举办职业教育，因为他们最了解职业教育的特点，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如何掌握考核学生的标准；二是独立办学，把现行的成人教育从普通学历教育的大学分离出来，使他真正地沿着职业教育的轨道发展，办出特色。举一个通俗的比喻，当一颗弱小的植株与一个强壮的禾苗生长在一起，那弱小的植株始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也终究是长不大的。我们借用农业上的一个俗语“分蘖”，把弱小的禾苗分蘖出来，使它得到充分的营养而成长。因此，由大的集团公司办职业教育，既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又体现了学用一致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