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共识”的终结》。随着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部平衡的出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在姚洋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状况格外令人忧虑。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常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姚洋说，“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导致民众的对抗。 15年来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能够证明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改变了身份。他们本来享有各种福利，包括政府承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切都在改制中化为泡影。在买断工龄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笔的补偿，其中很多人后来长期失业，家庭陷入贫困。相比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个体户和幸存下来的国企(许多后来成了垄断企业)员工，制造业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这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富对比。 世纪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国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学扩招后，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扎根，加上其他各层次的人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效应，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地方财政的支柱，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房价在此后的十年里大面积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产状况。拥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较低价格得到房屋产权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那些购房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剧飞升的房价所稀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由此带来的外需使得出口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分享了这一轮出口经济的红利。尽管增长速度和幅度都低于城市居民，但大量农民通过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数据显示，2001年之后，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有一个缓慢但是持续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互相作用，中国的出口贸易达到历史性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中国结束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时代。 但农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颈。显然，农民初次进入工业部门的时候，经济收入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此后却几乎不增长。耶鲁大学教授黄亚生和《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得用作建设和工业用途，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不过举手之劳，却立刻可以与开发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资增长缓慢与土地收益外流，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5倍，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黄亚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不能在城市里落户，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这是导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已经达到0.47。这是2008年的数据，与美国相当，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这个指数做出贡献的因素，可以罗列出一大堆来:比如税负过重，比如垄断企业享受的特权，比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获取高额的房地产利润……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但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仍然非常低，并且不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结算，这打击了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不能用实际从他们手里收走的税金来衡量。垄断企业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权，与民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正经历15年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赵晓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将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国企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一部分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薪酬要高得多，并且很不透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日透露，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行政经费每年要增加1000亿元。和个税以及房价的问题一样，这不仅实际上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还让一般民众丧失对权力的信任。 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 即使是蜗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从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那个常常听得到传奇故事的乐观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们勇于追逐财富梦想，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到了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无法改变现状的沮丧情绪。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们的挫败感。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剥夺，人们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持续获得好处，就会失去对现行增长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9万多起群体事件，证实和加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接下来要做的是应对危机。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维稳上投入更多的钱。有报道说，辽宁去年的维稳费用达到200亿，是其财政收入的15％。在维稳上消耗太多的资源，必然要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人们的热情立刻被召唤起来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表达，有时候是对已实施方案的总结，有时候是为将要推行的政策吹风，也有可能只是表达某种寄托较为高远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经酝酿着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作为一种假设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有异议。今年“两会”期间的北京，不管是全体会议期间，还是代表委员分组讨论阶段，甚至在见缝插针的采访当中、觥筹交错的私人场合，会里会外，“收入分配”四个字都是各种谈话的重点。 人们对含蓄许诺的改革理解各异。它可以被理解成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也可以理解成给工薪阶层“涨工资”；可以被理解成国民要求分享国企的红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监督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会和企业就薪酬进行谈判，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要求改变土地征收模式，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产阶层减税，也可以理解成对特权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调整，也可以理解成制度变革；可以看作是推动消费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政改的方法路径。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为甚。但这种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能够走多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