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任有娣 赌球、假球、商业贿赂、操纵比赛，这些名词一时间代替了中国足球的所有属性，涉及人员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让人咋舌。而在已经被警方控制的人员当中甚至包括了足协几位官员及高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发已被牢牢的抓住，至于会否一牵而动，如何动，则要看中国足球这谭浑水究竟有多深，公安部的打击力度和整治决心有多大。
早在2009年初，新加坡警方便发出了对时任辽宁广原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的红色通缉令，中国公安部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4月，涉及在新加坡非法操纵比赛的王鑫在沈阳被捕——这是最早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关于这次反赌风暴的人物及事件。 紧接着旧账翻回2006年中甲广州医药与山西路虎的比赛被定义为假球，随之一连串的相关涉案人员相继被警方控制，这些涉案人员的名字隔三差五便出现在各个媒体的体育版的显著位置。这时的反赌运动已经不单单是俱乐部和个人，高层甚至更高层均已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 2010年1月中旬，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原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分别在体育总局以及自家楼下被警方带走。对于人人自危的中国足坛，三位高官的落网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而伴随着调查的深入，内幕一层一层被爆出，以及公安部对于事件最新进展的公布，假球、赌球已然上升为了商业贿赂。买卖比赛结果、买卖国家队出场机会、买卖教练职务、操纵裁判，参与赌球已经上升为了操纵比赛，道德与权利的博弈，权利最终还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高度集权下的中国足球 在一次不成功的世界杯之旅之后2年，国内的甲A联赛升级为中超，足协则做主把中超联赛交给了足协自己注册的公司：自家人福特宝公司；当年的联赛转播权，足协则是舍了央视的700万选择了3年1.5亿的上海文广传媒，没有任何招标和听证会。在经济上1.5亿/3=5000万的确比700万更加诱人，但是对于足球转播的播出覆盖范围，央视必然占据了更大的优势，对刚刚升级换代的中超发展更为有利。 而在中超元年，即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的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北京现代集体罢赛。比赛在中断12分28秒之后，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事后，大连实德总经理徐明站出来声援北京现代，继而直接引发了7家中超俱乐部联合发起的G7革命，G7革命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而最终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足协怀柔的政策下不了了之，倘若这次革命成功，那么中国足球时至今日定然大不相同——因为它很像后文将提到的英超改革，但遗憾的是它最终失败了。 2006年，各个俱乐部对足协独断专行的不满愈演愈烈，促使足协决定成立中超联赛有限公司，想以此改变联赛的开发经营模式，公司的股份分配是足协控股36%，另外的16家俱乐部平均分配余下的股份。那么简单的计算便得知每家俱乐部只占了4%，与足协所持有的股份相比微不足道，足协依然是这家公司的绝对大股东，对各项决议有着绝对的决策权。在中超公司法人一栏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