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6.33,0.07,1.12%)、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
乡村学校的“空巢”尴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 河南报道
谈起儿子的学习，村民王大山气不打一处来：“整天就知道玩，不好好学习。”儿子王家东上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全班第二名，但全班只有两名学生。
骂完儿子，王大山开始埋怨老师：“水平也太差了吧，总共就两个学生也教不好，期末考试，我儿子和他唯一的同学都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听说教师这几年经常涨工资，这不是白拿钱不干活嘛！”
“外面的学校水平高”
这是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全村近4000人。村小学共有学生不到20名，王家东所在的四年级2个学生，五年级3个学生。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差不多，10名。
“学生都跑到外面上学去了。”据镇上负责教育的干部介绍，该村小学本有学生50名左右，但因为县城和条件好的乡镇的小学经常来这里宣传，大部分都转学了。
“人家的师资力量和内部设施等比我们这里要好，比如人家有多媒体教室，我们没有；人家有电脑课，我们没有。”除了硬件设施的劣势外，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师资力量也明显不如人家。“乡村小学教师目前严重老龄化，年轻老师大部分都通过关系到县城或者条件好的乡镇（一般都靠近县城）去教书了，再加上退休的，这几年老师越来越少了，已经好多年没有中师生和大学生到农村来当老师了，现在农村学校招收教师实行招聘制，没多少人愿意来。10年前，全镇有300多名中小学教师，现在只有200多名。”
教师老龄化导致教学水平无法提高。“别说农村小学没有电脑了，就是有电脑，有几个老师会用啊？语、数、外等正课还好办，体、音、美等副课更是凑合着来。许多小学上体育课，就是老师给学生扔个篮球，‘你们去耍吧’；上音乐课，就是在录音机里放首歌，瞎学吧。老师们也很头疼，不会呀，美术课还相对好一点，毕竟教材上有画，让学生照着画就行。大部分小学教师在教学理念、方法、现代化教学手段上都很落后。没办法，农村就这个条件，我们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学，至今开不了英语课，因为招不到英语老师。”
但让这位负责人耿耿于怀的是，并不是所有抢生源的学校都比自己好。“也有一些学校水平很一般，但家长们老觉得外面的和尚会念经。”该村一些学生家长也表示，除了外面的学校水平高以外，送孩子出去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省心。“孩子在自己村里上学，放了学到处瞎跑，不放心，到外面上学，一个星期有五天学校管着，寄宿制封闭化管理，我们也放心，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书本费，补寄宿生的生活费）后，农村学生读书花费并不多。该村的小学生到别的乡镇寄宿读书，只需要自带铺盖就行，此外增加的开销，就是每天几块钱的餐费，条件好的学校每周还有免费班车接送。
“当老师感觉很丢人”
谈到自己现在的教学工作，王家东的班主任王老师感觉很丢人。“我都当了快30年的教师了，教过的学生考上大学的都数不清，我还是小学一级教师，现在教两个学生，走在街上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丢人。如果是我教的不好，我也认了，可现在是拿我们村小学和县城里的小学比，怎么比？”
在王老师看来，好学生走了，家长重视教育的学生也走了，留下来的两名学生实在是不好说。“有人说我连两个学生都教不好，考试还有功课不及格。你仔细想想，难道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吗？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好说什么，可他们俩最起码不爱学习，也不好好学习。”
让王老师颇感尴尬的是，只剩下两名学生后，自己似乎比以前还要操心。“以前，有学生逃课、生病倒无所谓，现在，有一个不在，我就只能对着一个讲课。有一次，这两个学生碰巧都迟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两个学生我如果再看不好、教不好，自己心里也难受。”王老师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教学积极性没有以前高了，“泄了气了”。
“没学生就没钱”
“对于我们这里所有的学校来说，没学生就没钱。”镇上的教育负责人介绍，学校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国家根据在校生人数下拨的杂费，初中生每年每人500元，小学生每年每人300元。再加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时紧时松，这几年刚好生源处于低谷，“前几年，我们全乡小学，一个年级平均就有1300名学生。现在，全乡六个年级的小学生才1800名。各乡镇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过来抢生源。”
而对于县城里的小学来说，抢学生，除了有杂费，还有住宿管理费。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为改善教育水平，再加上中小学生生源减少，当地农村开始大规模的合点并校，“我们镇原来有三四十所小学，几乎村村都有，现在合并为十几所。”合点并校后，乡村中小学都具备寄宿条件，但县城的小学没有宿舍。所以，农村小学生到县城上学，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的费用。“县城的小学老师来农村抢生源时就宣称，必须住在老师家里才可以去读书，交了钱管吃管住管辅导。如果学生多了，家里住不下，老师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当做学生公寓，都挣了大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