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荆扣侠说希望女儿大学毕业后能留在北京，但是女儿说，妈，我在北京找不到自信，我在家乡和学校都有自信，但是我在北京找不到。女儿打算今年6月毕业后，去西安寻一份工作 本刊记者 郭涛涛 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家属小区门口，每天都可以见到荆扣侠在菜摊边忙碌的身影。一条小马路边的小区门口并不大，却还有另外的两家菜摊，这里也是针织路小学所在地，每天中午和傍晚，接送孩子的家长和上下班的人群，都要从荆扣侠的菜摊旁经过，那时也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刻。 如果不是听荆扣侠自己说，路边的行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最寒冷的2010年2月，几乎每天都要照常出摊的她，是一位有着2个孩子的母亲。自从1995年2月1日她跟随丈夫带着孩子，从陕西宝鸡来到北京漂泊，也已有15年了。 这15年里，荆扣侠经历了世界妇女大会、50年国庆、奥运会和60年国庆，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一年的365天里，她和她的丈夫陈元湖每天都在忙碌，而现在他们不仅卖菜，同时还有一个生意并不太好的小商店。 荆扣侠也有着望子成龙的梦，只是与北京当地父母不同，陈元湖、荆扣侠夫妇北京漂泊的路上，他们抚养孩子充满了更多的辛酸。 宝鸡岁月 荆扣侠的故事，要从宝鸡开始说起。她说，家里太穷，刚盖完房子，还欠了账，所以才要到北京讨生计。回忆起她和丈夫来京前的岁月，穷和苦始终伴随着她，她说自己是一个命苦的人。 出生于1962年2月20日的荆扣侠，家住宝鸡市岐山县益店镇南官庄，她的父亲是村支部书记。原本她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就在她念完小学刚进初中的1976年，她的母亲因为急性脑膜炎去世了。 作为一个西北农村普通家庭中的长女，原本学习成绩非常好的荆被迫辍学在家开始照看年幼的3个弟弟。直到有一天，她的父亲遇到了当地医疗站书记陈元湖的父亲，两个老人将自家的孩子撮合到了一起。 1985年，家住村东边的荆扣侠和村西边的陈元湖结婚了，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陈丽娜，1988年儿子陈宝勇也出生了。 由于村子里的地土薄水少，虽然改革开放后包产到了户，但是地里的庄稼始终收成不好，也没有收入。这时候，结婚后的陈元湖也和父亲分了家，独立出来的陈元湖夫妇，如何养活两个幼小的孩子，便成为他们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 由于陈元湖曾经做过烤烧饼生意，将烤箱带回村子里的陈元湖，便和妻子荆扣侠一道，带着孩子拉着烤箱，游走在黄土高原的各个村落，依靠烤烧饼来支撑家庭的运转。 “那时候可受罪了，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认识个人或者亲戚，给人家说说，让孩子住在他们家里，我们则在别人不住的废弃窑洞里过夜。”荆扣侠说。“有一次八月十五了，还要惦记着家里，晚上我们步行十几里走回的家。” 1994年8月，荆扣侠一家用多年在外奔波烤烧饼攒下的钱，外加借亲戚的钱，终于有了自己盖的5间平房，这便快到了中秋节，荆给丈夫陈元湖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过节什么都不要买了。陈没有吭声，中秋节晚上，一家人团圆吃饭，丈夫却从身后拿出了一块饼干，外加1毛钱买的9颗糖。 “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不行，你出去干活去吧，他说等种上麦子就上北京。”荆扣侠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京城十五年 1994年10月，陈元湖种上麦子，便北上了，春节过后，荆将9岁的女儿托付给亲戚照料，也带着即将满6岁的儿子来到北京，这一来，便是十五年。 荆扣侠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和丈夫在人民大学西门卖凉菜，“做凉菜很累，洗菜洗到眼睛都疼，每天要11点多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做，中午就要推出去卖。”荆说。然而，相比于洗菜，对于荆来说，更难过的是当时严苛地检查暂住证。 已经搬了三次家，住在三义庙附近的荆扣侠和丈夫由于暂住证到期，舍不得钱续费，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为了躲避晚上的检查，他们曾经连续3个晚上站在外面，第二天照常出摊。 “房东不让睡觉，就得在外面，把孩子锁在家里。”荆记得起那时候，他们在人大操场上看电影，电影叫啥名她记不得了，就记得里面一个情景——蒋介石提了个包，带着孩子正准备逃往台湾。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荆扣侠把儿子送到了海淀区的立新小学读书，2年后，他们把留在陕西的女儿也接到了北京。这时的荆扣侠因为凉菜生意不赚钱，转而开始在家属院里卖菜。 “闺女带来以后一段时间没上学，后来在学校门口，看到娃眼巴巴看着人家的孩子放学，觉得不行，孩子有上学欲望，不能让孩子不上学。”荆扣侠后来也把女儿送进了学校，而她和丈夫，每天早晨3点钟就起床进菜，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 2000年，荆扣侠的两个孩子读完小学，因为海淀区的中学走读生学费高，他们便搬到了朝阳区，大望路中学的学校领导在了解情况后，允许他们孩子可以少缴纳一些学费，继续读初中。
“北京的家长都是把孩子往好的学校送，我们是找便宜的学校让孩子去读。”荆扣侠有些尴尬地说。 与此同时，他们在人民日报社家属院西边租了一间门店，开起了小商店。2003年“非典“过后，她和丈夫商量，在家属院东边重新摆起了菜摊。每天早上，他们夫妇清晨5点起来到十里河进菜，白天轮流在两边经营生意，吃饭则在小商店里自己做，换着吃。 打工母亲的喜与悲 如今，荆扣侠的女儿在读完初中后回陕西老家参加高考，考上了一所大专，就读广告传媒专业，这个冬天在北京某公司实习完，6月份就要毕业了；儿子初中毕业后则进了北京交通学校学习汽车修理，并考上了高级技工，也已经在一家4S店工作；他们曾经经历的检查暂住证也已经成为历史。 尽管现在仍然每天要在自己菜摊上忙碌，但是她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不过，回顾过去十五年抚养孩子的经历，这位打工母亲仍有着太多感慨。 想起当年带着儿女来到北京，四处带着他们飘荡求学的经历，荆扣侠说，他们出来打工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把孩子给耽误了，因为孩子一直跟着他们处在动荡中，条件不允许，也就没有办法安心学习。 荆回忆起儿女读初中时，他们夫妇白天在小商店卖东西，晚上就打地铺睡在商店里，他们的孩子，则分别在周围租的地下室床铺，一个月150元钱，因为做作业时灯光暗，她一直耿耿于怀于自己女儿的眼睛给看坏了。 有时候，家乡的人会给荆打电话，并告诉她，家乡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化非常大，但是还是很羡慕他们能在北京生活，这时，荆在电话中便会告诉家乡人说，出来好和坏也都是相对的。 “虽然他们觉得我们在外面比在家好，但是现在，他们在自己家的孩子，都上了真正的大学，上了研究生。我们提到孩子，脸上过不去。”荆扣侠说。 为此，荆扣侠也感谢自己出来，遇到了好人。人民日报社家属院的康春月阿姨，一次见到他们的孩子在商店里写作业，就把两个孩子叫到自己家写作业，这一叫就是三年。荆说，康阿姨属于那种真正不求回报，真心帮你的好人，她内心非常感激。 荆扣侠说，她喜欢北京，比起家乡的苦日子，要强很多，也是因此，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也能留在北京，而她和丈夫，由于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没有养老保险，等到他们在北京干不动的时候，也就回陕西那个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收拾收拾以度过余生。 荆扣侠还提到她和在大学里身为党员、学生会委员的女儿的一次对话。她希望女儿毕业后能留在北京，但是女儿说，妈，我在北京找不到自信，我在家乡和学校都有自信，但是我在北京找不到。女儿打算今年6月毕业后，去西安寻一份工作。 “我的儿子喜欢北京。”荆扣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