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从立法的效果上能够看到中国改革是一个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过程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中国改革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政治、法律、社会也都同步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有些许担忧,在他看来,中国立法虽日趋完善,但执行方面仍有不足。 “对比改革前半程,我们连一部《民法》都没有,在那个时代里不承认自由产权,也不承认市场经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才有了《民法》,在《民法》的基础上我们又经历了近20年的努力,陆续出台了《物权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等一系列保护市场经济商品交换行为的法律。”刘纪鹏对《法人》记者表示,以《物权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倡导了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重大突破。立法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从立法的效果上能够看到中国改革是一个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过程,尽管看起来立法进程较慢,但却是中国改革30年来以失误最少、反复最少、稳定向前推进的规律迈进,不过也存在一些短期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立法和执法之间巨大的悬殊问题必须解决。 “我们过去、现在的立法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立法过严,执法必松,违法普遍,法外特权’。”刘纪鹏表示,很多法律法规表面上看都非常严,但在执法中却比较松懈,导致违法现象仍十分普遍,也给执法者留下了相对广阔的权力寻租空间,这就是腐败和不公平的根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执法有很大随意性,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刘纪鹏认为,法律的环境应该更为宽容,对于通过劳动致富的私有财产要给与保护,相对于国外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企业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会多一点,也更容易产生法律问题,这跟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有关,那么如何界定犯罪就是一个十分严格的问题,所以要对执法者提出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过去30年来,中国法制、税收、金融、信用、股票交易系统的不完善都决定了很多企业家法律风险难以预料,这也较易产生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刘纪鹏告诉《法人》记者,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从制度角度来深刻反思的。 “未来中国的经济肯定会越来越好。”刘纪鹏对于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中国经济30多年来一直持续以9.6%的速度增长,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制环境也在逐步稳定、渐变、健康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回避那种所谓的革命突变方式带来社会法制环境的变化,而是要渐变、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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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权法》、《民商法》等各种保护私有财产法规的出台,我想大家应该对建立一个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充满信心。”刘纪鹏表示,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经济模式也决定了中国的法制和政治体制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运转,中国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法制环境,这是一个基本的、利国利民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