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彬、黄韬在《二阶段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一文中提出“两阶段模式”。他们认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考虑两个市场（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两个阶段（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获取阶段）和两种状态（对外投资的优势状态和劣势状态）。具体而言，企业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其目的是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即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但只要这一投资使该企业在母国市场或者第三国市场的收益增加，进而总收益得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可行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要经历亏损阶段（第一阶段），在积累经验、提高竞争力以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 冼国明和杨锐在《技术积累、策略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一文中，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称为FDI-Ⅰ，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称为FDI-Ⅱ。他们认为，FDI-Ⅰ实际上是一种学习型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而FDI-Ⅱ是策略竞争型投资，具有一般意义的赢利目的。随着投资的发展和积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逐渐转变为FDI-Ⅱ。 除上述理论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有类似解释。这些研究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只注意到利用垄断优势，而忽视了对外投资也是形成优势的过程。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技术先进国家进行FDI，以在地理上接近扩散源，获得技术扩散的利益。跨国投资的过程既可以是发挥优势的过程，也可以是寻求优势的过程。 综观整个跨国公司理论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基础的跨国公司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垄断优势”这一概念展开的。近年来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和深化了对企业跨国投资基础的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将企业的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而是看作对外投资的结果。优势的形成与对外投资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有些对外投资，本身就是为寻求和获取垄断优势而进行的。既然如此，对外投资的效果，也就不能仅仅从短期赢利与否来评判，而应当从更综合、更长远的视角，从能否通过投资获取垄断优势，能否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等角度来评判。这些观点，都令我们对跨国投资的看法有耳目一新之感。 但是，应当看到，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释也都有局限性。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跨国经营理论的基础，颇可怀疑；而是否能据此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走出去行为，更需谨慎。就前一方面来说，所有以寻找优势、学习优势、优势互补（策略竞争）为指向的对外投资理论，其核心概念仍然是垄断优势。它们并不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替代，而只是补充、扩展和细化垄断优势理论。因此其结论也不是改变垄断优势理论的结论，而只是其在发展中国家条件下的扩展和变形。就后一方面来说，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取优势，那么，在诸如硅谷那样的地区设立分公司、办事处、研发中心就能形成自己的垄断优势么？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依靠自身资源创造出垄断优势的能力，那么通过海外并购后获得的诸如品牌、技术等垄断优势，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企业的机体，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如果不能，那么，通过跨国并购获得的资产，将很快会被耗散，使企业重新回到收购前的原点。这就好像通过引进技术提升产业水平，如果不能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那么，当引进的技术用尽后，又会重新回到起点，先进与落后的格局是不会因引进而改变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模式与理论困惑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基础和逻辑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国际经营的动因并非能单一解释的，而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复杂的。简单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基础：一是利用大国效应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二是通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学习、获取和创造垄断优势。 当然，现实中的情况总是比理论所表达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来说。很多一般原理，特别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原理，到了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衍生出其“中国版本”。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由此观之，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程远比上述理论所阐释的逻辑复杂、曲折和丰富多彩，许多都超出既有理论逻辑的路径。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成为盲动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获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普适性。 为了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的历史与路径。 实际上，中国企业零星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当时，北京的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北京友谊商店）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拉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不过，该企业属于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商品，与一般意义的国际化经营仍有差异。 中国生产型企业的海外并购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12月，首钢收购濒临倒闭的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成为最早以海外并购方式跨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对外投资明显加速，进入企业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国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并将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五”计划纲要》。此后，国家多次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并为此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不过，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2002年以后，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海外投资开始由放任自流状态逐步走向有序发展状态，对外投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据统计，2003～2008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年均增长70%以上，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表显示2002～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从对外投资形式看，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企业也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兼而有之。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并购的比例不足5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速很快。同时，中国企业明显呈现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绿地投资为主、在发达国家并购较多的投资模式。 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容易理解的。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技术、工艺、管理方面，特别是现代加工制造业、资源采掘、开发与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的产业发展水平使中国企业能以绿地投资形式进入这些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发达国家，其产业发展水平高，中国企业与之相比一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甚至经常处于劣势。中国企业以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无法在发达国家立足。而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实现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是为了获取垄断优势。此时，以并购的方式收购发达国家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从而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许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在资金、规模和市场上的优势，辅以国家的政策支持，开始收购发达国家不景气、频于破产，或者非主业、被分拆的企业或其资产。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一年多，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深陷危机，不能自拔，资产大幅缩水或贬值，从而为中国企业跨国收购创造了天赐良机。 从2002年到现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步伐不断加快的大潮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著名案例层出不穷。2002年有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浙江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手机芯片软件设计及相关业务部，中海油出资收购印尼及澳洲油田，中石油收购印尼油田及气田等案例。2003年，TCL先后收购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的彩电部门和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净资产不到20亿元人民币的京东方以3.8亿美元100%收购韩国现代集团TFT-LCD业务，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部门；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等。2005年，则有海尔竞购美国美克电器、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等案例。2006～2007年，中国铝业以8.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秘鲁铜业公司，中国移动购买作为巴基斯坦移动运营商的巴科泰尔有限公司大部分股权。民营企业林德集团从全球11家竞标者中胜出，购买德国帕希姆机场100％的股权、设备及附属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拥有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资产价格的暴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年，也恰恰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高峰之年。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2009年初的两个月时间，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发生的海外并购又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健升贸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总价2亿欧元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华成衣和衣饰业务，如此等等。 从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图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连走出去的企业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就被逼到前台，想不出头都不行。所谓时势造英雄。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达到邓宁所说的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某种程度的低估，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会更高些）。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发展一般加工制造业环境的日渐紧张、国家外汇储备的日益累积需要出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等等因素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问题在于，这种大趋势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所面对的理论困惑，恰恰相反，越是认识到这一长期大趋势的存在，越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弄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与逻辑。否则，如果企业走出去存在方向性失误，从宏观上将大大损害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在微观上则会使有关企业蒙受损失，大大延缓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
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不少。实际上，正是因为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效果不佳，损失惨重，才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从理论上怀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和时机。譬如，2004年，TCL高调海外并购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两桩收购案可能未必是合适的选择。同样是2004年，上汽以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几年下来，上汽承受5亿美元的损失，收购以失败告终。再如，联想收购IBMPC业务也曾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代表，但收购后的整合之难，以及其获得IBM的Think品牌的有限使用权对联想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使这桩收购案也受到怀疑。加之其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业绩大幅下滑，以致退居二线多年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出山。又比如平安收购英国富通集团案例。2007年底，正当全球股市由牛转熊的变化之机，平安选择以每股19.05欧元购买富通集团4.99%股份，为此花费18.1亿欧元，随后又斥资8.1亿元人民币增持富通股份。但是，由于富通股价持续下跌，最低曾跌到1.16欧元，使平安蒙受巨额投资损失，以致于2008年952亿元的总收入中，净利润却只有区区的4.7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