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其四，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的总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企业（GDP）收入、居民收入三者之间，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现已达到20%以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又以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更为迅速；其次是企业收入，GDP增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反映了这一事实，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为迟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68%左右降至2008年的58%左右，将近9亿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市民年收入的30%略强。事实上，只有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就不能不严重限制内需的扩大，特别是限制消费需求的扩张。
不仅居民收入比重总体下降，而且在居民收入内部的差距也有所扩大。一是城乡差距扩大，据测算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但速度尚在可承受范围，10年间基尼系数大体由0.32左右上升至0.38左右；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速度也不显著，10年间大体由0.29左右上升至0.34左右。但把城乡居民混在一起计，我国现在基尼系数已达0.47左右，显著超出警戒线（0.4）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大体有60%可以由城乡差距得以解释，城市化率的差距已成为各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由于资产性、经营性收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异扩大等多种原因，包括权钱交易的种种“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等，使各阶层收入差距在扩大。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目标也影响效率目标，突出的在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越是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克服和缓解上述总量和结构性失衡，构成2010年甚至更长时期里宏观调控，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的基本任务。 中国的改革选择 《中国经济》：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政府“退出”经济刺激，那么，我国的退出时机呢？ 答：就总需求而言，没有理由在2010年率先退出扩张性政策轨道，因为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止跌回升，但构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所以扩张性的总量政策方向，至少在2010年上半年不能改变。但在保持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应当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就供给管理来讲，包括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在创新支持下，透过市场缓解产能过剩，使产能过剩能够逐渐压到20%以下的正常水准，真正缓解重复建设矛盾，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增大重复投资的技术门槛，从而完善市场体制，加大竞争，以形成淘汰机制。我国已列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同时又推出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着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推出区域发展政策，使区域差异不仅成为各地区的特点和比较优势，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更持久的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我国近年批准的12个地方发展的国家级战略，正是新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当然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技术创新政策。为有效地实现扩张型需求政策，供给管理目标必须在强调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其供给效应，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既注重扩大需求，又注重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 《中国经济》：在2010年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答：如果说2009年应对危机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更为显著的话，那么，在2010年的宏观调控中，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强调，尤其是在注重财政政策的需求总量扩张效应的同时，注重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以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如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首先应是扩张性的方向不变，而程度则要根据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多方约束进行协调。 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2009年国家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分两年完成），新增财政投资即使可能，其规模也会受到严格控制；此外，2009年财政赤字为9500亿元，占GDP（33.5353万亿元）的比重已达3%，达到了临界值。2010年财政赤字若进一步增大，也很难超过2009年的规模。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言，自2003年以来，在名义税收制度上已经连续做出减税安排，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2008年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一，内资企业由过去33%降至25%，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转型本身意味着税率下调），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制度，加大退税力度，以及除烟草外的土特产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考虑到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较大程度地减税不具可行性，只能结构性地减免。 《中国经济》：那么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宽松还是紧缩？ 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坚持，但应进一步注重“适度”。 从货币供应量上看，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已达40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6万亿元，比2008年的4.9万亿元几乎超出一倍。年末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近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增长32.4%，增幅同比加快23.3个百分点。从利率政策和储备金率看，2008年9月以后到年末，连续4次下调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7.47%降至4.86%，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7.5%降至14.5%，中小型金融机构从17.5%降至13.5%。但与此同时，我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相对不足。我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的不同在于，美国此次危机是从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因而首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产生危机，从而不得不收紧银根。由此直接冲击对银行依赖度强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也相应资金不足，因而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都缺钱，需要宏观政策上扩大货币供给，增大流动性。 而我国则首先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实体经济产生问题，订单减少因而减产、停产、破产，这样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相对减弱。而我国银行本身并未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银行的流动性充裕。到2009年末，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达到19亿元左右。所以，我国货币市场上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需求不足，相对于需求不足流动性过剩。我国的货币政策就不应是简单地总量扩张，而要强调其扩张效应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否则就会滞存在虚拟经济中，使股票等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而提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对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央企来说，必须努力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实现投资的机制，从而从技术和体制上避免严重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在制度上提高其市场竞争和准入的机会公平性。尤其是解决其融资的有效机制，培育其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当然这些除政策要求外，尚需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实现。此外，存款利率到2008年末已降至2.25%。如果2010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特别是下半年通胀压力会更加显著，假如通胀率达到3%，甚至更高，那么就面临存款负利率的局面。这也是对宽松的利率政策的一种约束。 《中国经济》：您认为2010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大吗？ 答：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10年或许会更为突出，我国采取主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以扩大其出口的背景下，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贬值的态势。但是，在此前，欧美等国考虑到中国在缓解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容忍”这种贬值，但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对出口的依赖度提高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对我国汇率提出更严厉的要求。美国经常项目的贸易逆差额已相当于其GDP的5%，超过了通常所说的4%正常范围，不排除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加以制裁的可能。这样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出口等一系列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