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赵保富 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的票号，其信用与品牌体系以道德为本、人格信用为用、伦理约束为保障，体现出中国传统银行的信用、品牌之特殊基因；与之相对照的是，同时期的西方银行则是以经营为本、产权契约为用、法制为保障。通过票号与西方新式银行的对比分析，可以更有利于我们对票号信用特征与品牌基因的把握。 道德延续与精神传承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道德为本的伦理社会。票号诚信守则、以义制利的精神，建立了从道德、人格、精神向经营行为、商业领域的价值延伸，道德精神绵延于票号信用，制约、统帅着票号的商业惯例、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精神对物质、人文对经济的统帅、制约模式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一脉相传，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在西方，由于宗教与文化的不同，银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传统基督教中商业、取息都是与上帝的价值指向相悖的。基督教反对盈利性工作，贬斥人们经营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认为追求财富必然陷入贪婪的罪恶，并且放款取息是令人憎恶的事。基督教从最早的时候起，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在九世纪，教会也禁止了俗人放款取息。 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基督教的这些观念与城市工商业者的实际行为日益发生冲突。在十六世纪，欧洲兴起了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运动，对传统的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给予了道德上的肯定。新教把赚钱本身当做是一种目的，当做一种职业责任，看做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以后，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道德上得到肯定，在社会上得到公认，成为合法合理的事情。 所以，与票号的信用、品牌中浓厚的道德元素与文化价值取向相比较，西方银行的经营遵循更多的是商业原则，而少有道德价值的考虑，其信用与品牌特征更多地体现了资本的力量以及商业规则对赢利冲动的约束。在票号，信用与品牌更倾向于是一个基于价值选择、人格取向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在西方银行，信用与品牌则首先是基于商业利益、经营计划与理性运作，两者有着潜在的歧异与冲突。道德与伦理特性，是我们在进行中国式银行信用经营与品牌建设中着重考虑的问题。 信用保障与产权抵押的不同 与票号以信用作为贷款的依据不同，西方银行贷款的条件是以产权做抵押。两种贷款制度的区别，源于其信用内涵的不同及产权制度的完备与否。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信”，主要是一个道德的范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信，诚也”，信的基本含义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忠诚老实，童叟无欺。因此票号时代的信也基本延续了这一道德内涵。如票号后期的改革人物李宏龄在描述票号时，就多次提到它的“守信”、“诚信”特征，这一特征甚至在庚子之变后也完整保持着，他写道：“庚子之变，各行息业者多，即有一二接续开张者，亦皆勉强支持。独我西号自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诚信相符，不欺不昧，不但是票商的经营准则，也是票号赢得声誉的根本。他还说票号“各字号无论资本多寡，皆足以取信于人。自设立票庄以来，无论官商款项从未错误，但有外行失信于票庄者，从无票庄失信于外行者。” 在西方文化中，信用更多的体现的是履约的方式与能力。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关于商品交换的伦理原则的叙述中，体现了信用和公平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要取得互惠的交换效果，双方必须恪守信用原则，交换的产品必须以量化的比较形式达到平衡，以便达成公平交易。在西方信用理论中，信用的实质一般被定义为借贷双方彼此达成一致的延期支付契约或承诺，贷出方负有及时供给商品或货币的义务，同时享有按期回收本金和利息的权利; 借入方有权及时获得合格的商品和足额的货币，同时承担起按协议分期或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也就是说，信用不单纯地表现为道德上的诚信观念，它还体现为一种能力的信用，是基于产权、交易及其他经济活动所派生的经济要求权。 票号信用建立于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行的判断，信用在很大程度是属于道德价值判断的范畴；西方的银行信用体现的是一种保障权力、义务得以实现的能力，依靠的是建立产权让渡基础上的抵押制度。 再说产权制度之差异。在西方，信用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只有建立在产权之上的信用才是稳定的、持久的。西方银行信用制度是伴随着排他性私有产权的建立和完善而发展起来的，银行从独资、合伙制，到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形式日益完善，甚至银行向统治者（政府）贷款时也能够得到各式各样的抵押与担保。据史书记载，在欧洲，给政府贷款或者以珠宝或金银器皿作抵押，或者以政府的某项收入如海关收入、货物作担保。此外，统治者的债务还可以由一个城市作担保，如英国国王用伦敦商业区作担保，法国国王用巴黎市府大厦作担保。用城市作担保，当统治者不能偿还债务时可以对城市提起诉讼，这个城市的商业可以被没收。 而中国传统社会中产权制度是模糊、不明晰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理念的影响下，任何私有产权都会由于它的模糊与不完全性而受到侵蚀，所以，尽管中国在秦汉以后土地私有制度已占主体地位，但占田、均田、限田等土地国有化举措还屡施不绝。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产权制度才被引进了中国，但这种产权制度并没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也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清朝政府倡导和经办过的“官督商办”企业，就集中体现了企业产权不清晰的怪状，不断发生“官侵商权”的痼病，郑观应对此也终有所觉悟：“惟东、西国例：公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呜呼！以办有成效之三大公司，犹以官督商办之帮，不能与泰西各公司竞争于世界舞台，此中国商业所以日居退败也。”
以产权让渡为前提的西方银行抵押贷款制度，运用产权的抵押来作为贷款收回与风险化解的保障，确保信用的使用与扩张在信用双方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没有明晰产权制度的票号，票号从事汇兑、存款等信用业务，是基于对客户身份、门第与道德人格、守信程度的判断为依据，东家承担的是以全部身家性命为保障的无限责任。 从基于产权的信用能力看，信用贷款制度下客户与票号的信用能力是不对等的，需要依靠道德、人格、民间的信用来维护它微妙的平衡，而一旦票号经营的货币从代用货币日益进入信用货币阶段，信用的扩张能量超出道德、人格的掌控与调节极限，票号品牌的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李宏龄就较早感受到了其间的危机：“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则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运款而言，彼则钞票，而我汇兑也。而且金库全归该行，贷借必有抵押，已难相提并论。” 伦理约束与契约精神的差异 作为信用制度的外在制约与保障，票号依靠的是基于血缘、地缘的伦理约束，西方银行依靠的是法制与契约的保护。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诞生于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的票号，维系、约束其信用的外部环境与因素就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伦理与俗成。除了“号规”的硬约束，伦理、道德、乡规、民约等使票号东掌与伙计们的言行始终受到“熟悉人”的无形监督与制约，而违背伦理、规矩的失信行为，将使自己“身败名裂”，违诚的高成本与内在的道德律令约束使得票号的信用得以维系。与西方银行通过契约、协定建立信用关系不同，票号一般由于家族、族群、地缘、行业的原因而建立各种信用关系，也正是由此，票号信用在很长时期内都只在山西地缘圈内存在，票号业务也大部分为山西人所垄断。 在西方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维系银行信用的是契约精神。从文化背景上看，西方国家具有契约精神的传统，在宗教方面，犹太人信仰的《旧约全书》中的“约”就是上帝同人类之间订立的契约，它具有神圣性、强制性和义务性。早在古罗马时期，随着罗马人和异帮人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贸易中就逐渐引入了契约关系，并具有公共信用的性质，这应该是西方最早的信用制度。而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较早开展与商业社会的较早形成，商品交换跨地域、跨国度和跨文化展开的趋势愈益明显，人员的流动性加大，传统的人伦信用方式已经不再适用。1830年，票号刚刚兴起的年代，世界上第一家征信公司已经首创于英国伦敦。其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第一家征信公司分别在1837年、1857年、1860年和1893年设立。只在血缘、地缘形成的圈子中封闭、排他、低效率流转的信用信息，通过征信机构面向社会的征集、运用，成为公共、开放、陌生人之间可以共享的信息，借助于法律，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契约信用交易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形式。 应该说，西方文化虽然具有契约精神，但其信用制度的建设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由基于约定俗成的习惯与人际信用约束逐步上升为国家法规和成文契约等保障形式。不过，由于它的文化背景与工业文明、商业社会的较早发生，这个过程要提前的多、迅速的多、彻底的多、广泛的多，成为衡量人们信用行为的基本社会准则。 票号的信用与品牌的道德精神、人格特征、伦理约束得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积淀深厚而影响久远。在中国银行2030年代前往伦敦设立分支机构时，在纯粹西方的信用制度银行机构中，总经理室中摆放的是四扇雕绘着岳母刺字等纯粹中国道德教化、中国艺术风格的木质屏风，可以想象，在远离故土的异邦英伦，中国的道德、人格、伦理仍然如血液般运行在新式银行的信用制度身体中。无独有偶，在汇丰银行大连分行于1930年代的一幅外方与中方职员的合影中，当外方的经理们一律是西装革履时，中国的掌柜、伙计们却大都仍然保持着一袭长衫、脚踏布履，在他们的神情中，依稀可以看到票号的道德、人格。 北大教授张维迎在谈到当代银行系统的道德问题时曾提出,不得不承认,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在道德水准方面比100年前差多了。比较一下当时山西票号的坏账与今天银行系统的坏账，当时‘掌柜的’的行为与现在的‘CEO’的行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毋庸讳言，当代银行信用体系中道德维度的虚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银行制度的变迁中，曾经在票号品牌时代发挥主体作用的道德信用彻底失落，造成今天银行信用体系中的道德真空状况与品牌建构困境，其得其失，值得思考。 （作者为中国光大银行综合宣传处处长、博士、美国注册财务策划师（RF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