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于那些在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它们是对借款的最好使用。如果投资目标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则基础设施支出的重点应当是货运的流动和信息技术。 在美国，随着先进电信技术的发展，货物运输的低成本和可靠性对美国的经济成功变得至关重要。美国的货运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是铁路网络和卡车使用的高速公路，也包括内河航道、港口和机场，它们目前已不堪重负。 为了跟上发展步伐，美国需要投资兴建各种新的基础设施，从通用高速宽带网络到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的现代化，都应纳入投资范畴。美国还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智能”电网和高速公路，以显著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效率。我们应该考虑将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协调系统的组成部分，利用铁路、公路、水路等不同运输模式进行相互协同，并在公路和铁路沿线建设新的通信网络和电网。 为了支持美国国内的这种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增强基础设施行业的实力，使之足以最终超越国界创造收入，需要提供的资金不仅数额庞大，而且必须源源不断。美国国会的短期投资提案通常都会减弱基础设施在长期经济复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效仿欧洲投资银行和某些国家级经济开发银行，建立美国国家基础设施银行。
加大投资力度的1个重要手段是美国国会有可能在2010年通过的一个数年高速公路支出议案。其他支出来源还有享有税收优惠的州和地方基础设施债券。 全球贸易保护中国对策 作者：龚炯 出处: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 www.Serichina.org 2010年1月 中美贸易不平衡解决的出路在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和美国出口技术限制的放宽。对美出口附加值不大，部分省份出口高达1/2以上属于外来加工贸易。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品返销美国，比如部分二次轮胎，这部分出口中国的附加值在于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中方利益并无想象的那么大。对美出口另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日本、韩国、台湾和其他亚洲企业在华投资，产品销往美国，这部分出口中国的附加值也不大。对美出口很大一部分是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密集产品，附加值也不大。 美国目前对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主要思路是限制进口，而不是扩大对华出口。通过各种贸易壁垒手段打击中国对美出口。增加美企offshoring的成本，制止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的势头，保护国内制造业。压缩消费者信贷，改变借贷消费文化，减少对华产品的需求。 中方对美的立场是，扩大对华出口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而扩大对华出口的关键是放宽出口技术管制。中国对美国高科技有很大的进口需求，但受限于出口技术管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把握程度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但长期受冷战思维的惯性影响。虽然中美关系过去10年有很大改善，但对华出口管制的政策基本上仍维持不变。 中美贸易的解决需要时间。中美贸易存在结构性问题，涉及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解决需要时间。对美出口产品很大一部分属于美国企业，涉及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出口技术限制放宽需要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其关键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两国全球利益交集的不断扩大，这也需要时间。美国右翼保守势力源于意识形态，一直对中国抱有敌意，出口限制的放宽有国会的政治压力。奥巴马访华，贸易只是话题之一，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中美贸易未来还将是摩擦不断，“双反”不停；但这不妨碍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 结构调整靠什么 作者：黄益平 出处: 《新世纪周刊》2010年1月 要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首先找到结构失衡的根源。结构失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当前特殊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彻底。过去30年，产品市场基本都已放开，但要素市场管制仍然很普遍。以资本市场为例，政府对利率和信贷实施颇多干预，汇率及利率均被低估。比如，5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仅超过3％，但中国名义GDP的增长潜力超过10％。两者之间超常的差额表明，中国的资本价格太过便宜。这意味着超常的投资激励，投资过度便难以避免。这可能是过去几年政府调整结构措施成效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要素成本低估相当于对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的变相补贴。它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甚至改善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变相补贴既促成了中国举世罕见的高速增长，也造就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包括过度投资与过度出口。其实，成就与风险仅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因为要素价格低估，居民作为许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却越来越低。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消费不足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要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从改变激励机制入手。要改变激励机制，就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这才是解决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正试图推出的资源价格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当然，关键是要将这一改革推向所有的要素市场。国家产业政策只能作为结构调整的辅助性工具。 最后，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需要配套改革。比如说，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对GDP增长数字的过度追求，否则，补贴生产、投资和出口等行为就不可能得以根除。另外，国有企业截留利润的行为也必须纠正，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应尽快改变，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或上缴国家，或分给百姓。 新兴市场必须重视通胀 作者：康奈尔大学教授拉维8226;坎伯、埃斯瓦尔8226;普拉塞德 出处: 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月7日 通胀目标制已成为新兴市场首选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些地区，高通胀尤为有害，因为它对穷人的冲击非常严重。 许多新兴市场安然度过了此次危机，但这些国家的央行也面临着放弃通胀目标的压力。批评人士提出，如果通胀目标制意味着忽视剧烈的汇率波动以及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荣衰周期，那么这一制度可能会对这些经济体造成破坏。 在新兴市场，除了物价和金融稳定外，央行传统上还对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负有责任。汇率管理等目标已经使货币政策行为变得更加复杂。资本管制提供了一些喘息的空间，但它们漏洞很多，经常给经济带来很多其他成本。 新兴市场央行应如何把握这些目标？当然，它们可以完善通胀目标框架，以留意资产价格和信贷热潮的迹象。实际上，更好的通胀预测模型应纳入市场热潮对金融财富和私人消费的影响。 但指望货币政策本身就能防范资产泡沫是不现实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政策利率——的最佳用途是瞄准通胀。如果央行被赋予缓和信贷周期和帮助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更多责任，那么它们就需要新的工具。 其他一些工具更适合于管理资产价格热潮：提高房地产及其他资产市场的杠杆成本，收紧贷款标准以及提高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等审慎的监管政策。我们应开发这些工具，最好与政策利率协调使用，以管理通胀。 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央行拥有“命令爬行”，它们能否保持操作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实际上，即使在最好的时期，央行的独立性也是岌岌可危，如今更是遭到了全球范围的攻击。甚至连美国国会也在采取措施加强对美联储（Fed）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央行的责任可能会让它们更容易屈服于政治压力，并侵蚀其可信性，特别是在公共财政紧张、体制框架薄弱的新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