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减排指标将分解落实 对于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无论是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还是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均表示按照中国当前的能源结构来看，要实现它挑战还是很大，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苏伟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把这个目标落实在地方与行业的发展规划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向《中国投资》表示，“这并不是国家第一次分解碳强度任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要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已经做过这样的指标分解。从上次的划分来看，各地区都反映有压力”。 “应对气候变化是公共品，应该由政府提供，需要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 在潘家华看来，未来该指标的分解全国不应该一刀切，应该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各地资源禀赋、能源结构、排放水平和产业结构为基础，比如有些地区没有水能、没有天然气资源、又不具备建设核电站的条件，他们的能源结构怎么调？还有全国能源布局不合理导致的问题，如湖北本身无法使用三峡的水电，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潘家华指出，未来任务分解时可以先摸底，具体可以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微调，在现在的基础上，进行微调。第二种是根据能源结构资源情况进行大的调整，在重点开发区、重化工布局的地区，应考虑到他们发展需求，降低减排困难。 低碳经济并不是走向贫困 虽然困难重重，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地方政府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苏伟还透露，未来国家发改委还将在一些地方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在国家示范还未展开之际，各地已经掀起了一波创建“低碳城市”热。 目前，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计划建设一座5平方公里的低碳生态城，区域碳排放低于常规方案的50%。作为北京市首个低碳社区，目前相关规划方案已经完成，即将进入成果编制阶段。 而上海也宣布将建第一个低碳商务社区——虹桥商务区，目前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低碳设计理念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交通组织、能源利用及建筑设计4个方面。 四川广元市在震后重建中提出了低碳重建、低碳发展的战略构想，展开了低碳城市的探索，在过去的1年中，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建筑节能、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170万吨，与此同时，经济社会也保持了快速发展，据介绍，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5.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66.1%，均创建市以来最高水平。 正如潘家华所说，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要走向贫困，而是要在保护环境气候的前提下走向富裕。“中国有的地方一开始对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很有热情，但后来不愿意高调践行，就是因为害怕大型的化工、钢铁行业投资受到限制。这完全是误解。即使像英国、意大利那样，房子都建好了，但也有个寿命期限，一二百年之后还得重建。所以，低碳经济绝对不应该完全排斥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产品，而应该想办法尽量提高碳效率”。潘家华说。 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规划和发展低碳经济，仍是一项长远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 专访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发展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从1990年联大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2007年达成巴厘路线图到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问题受到的关注日益高涨，而刚刚闭幕的哥本哈根会议更是被认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异常激烈的谈判牵动了全世界视线。 在激烈的谈判背后，针对低碳经济的新一轮经济竞赛正在展开。欧盟、日本、美国等纷纷将低碳经济作为抢占国际市场未来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本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指出，“气候变化问题表面看是个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的问题、技术竞争力的问题，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在驱动。”这体现在气候谈判中，就是各国针对发展权进行激烈的角逐。 我国政府一直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体现大国责任的举措，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 苏伟指出，对我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低碳经济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低碳经济给当前的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为我们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动力”。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立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包括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苏伟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把这个目标落实在地方与行业的发展规划中。此外，他还透露，国家发改委还将研究制定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事物，不能一哄而上，应该有组织、有秩序地发展。发改委将根据国情在一些地方开展低碳经济试点，这也是2010年的一个重点工作”。 气候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 《中国投资》：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最终并未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该如何看待哥本哈根协议？ 苏伟：尽管谈判的过程紧张激烈，步履维艰，但是在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之下，尤其是温家宝总理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深入沟通，为谈判打破僵局和取得进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会议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这个协议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一个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而且也明确了发达国家近3年每年要提供100亿美元，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和能力建设给予支持，这是从他们历史责任的角度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也是对他们在公约下义务的履行。 同时这个协议也坚持了公约和议定书基本的框架，坚持了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该说这个协议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会议之前的谈判奠定了一个政治基础，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成果，符合中国的谈判预期。 《中国投资》：为什么这次气候交锋如此激烈？与过去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伟：这次谈判与以前相比，中国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整个斗争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气候变化问题的热度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受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成为2009年最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哥本哈根会议成功动员了全世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进行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认知的全球普及活动。 气候问题表面看是个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的问题、技术竞争力的问题，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驱动。各个国家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角逐，根本的还是为了经济发展空间。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当中，减排指标的确定也就意味着锁定了发展的空间，对每个国家来说，谈判给你规定的排放量，实际上就是你未来的发展空间，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是发展权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