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的一天,有四则新闻报道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之中。一是二套《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二是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了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三是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四是二套的《对话》播出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 这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虽非有意为之,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面对拆迁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好心人”,还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表,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从中可见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是如何运作的。 社会的“主体”形象
![反对想象莫推延 “反”体制的想象与共谋(1)](http://img.aihuau.com/images/a/06020206/02061217549738355.jpeg)
《经济半小时》中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的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利更重要。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摄影机的机位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这是出于拍摄安全的考虑)。这幅藏在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当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资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来自于十六大的报告。 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谈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有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被合理化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