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确定下一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地位与日俱升，中国经济政策变动对全球经济产出、价格等影响力日益增强，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就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那么，从这次会后发布的公报来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共识亮点和缺憾何在？ 公报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正是中国经济调整也引人注目的一点。中国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而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早已是共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外需不稳定及其冲击更暴露得极为充分，中国出口同比下降几乎与危机陡然升级同步，成为危机传染的主渠道。尽管目前出口已经低位站稳开始回升，但资产泡沫破裂、主要发达国家公共财政负债空前高涨等风险时时刻刻都在警告我们，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进口驱动转向更多地依赖出口拉动，进一步限制了外需的增长潜力，强调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紧迫性由此进一步提升。 扩大消费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假如没有这一点，而是把重点放在刺激负债以扩大消费上，那就不过是本末倒置，而且隐藏着巨大风险。这次外部危机源于何处？不就是过度负债吗？中国目前的形势是资本过度强势，几乎要吞噬一切。有鉴于此，中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是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在理论上，依靠事后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机制也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问题是这种二次分配的长期副作用太大，而且我们逐渐老化的人口结构也绝对不可能支持很高的保障水平，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其他国家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过高的保障水平将进一步削弱生育动机，进一步恶化老龄化问题；如此恶性循环，最后不仅可能令整个国家丧失社会活力，如同现在的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还有可能引爆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面对长期隐忧，我们不可太过强调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需要的是把重点放在提高劳动收入上。 尽管重要，提高劳动收入的道路又注定是坎坷的，这源于人们的认识滞后，更源于既得利益群体的蓄意阻扰。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劳动合同法》所遭受的攻击，这种攻击即使尚未达到疯狂，至少已经严重失态；也看到了重重压力和阻力下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特别糟糕的是，在危机中特别需要精诚团结，而中低收入阶层在危机中本来遭受的压力就比豪门要大，因此尤其需要既得利益者作出让步，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既得利益集团打着“反危机”旗号企图加大力度剥夺普通国民已经所剩无几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可能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阻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扩大内需的具体措施方面表述存在缺憾。不错，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已经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但讲得不足，而且可能偏离重点，因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可能是依靠社会保障、税收等二次分配，而不是一次分配中的提高劳动收入。而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有些东西可能与提高劳动收入冲突。比如说这一段：“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这一表述背后指的是什么实质？如果指的是要进一步推进私有化，那么只能是恶化国民收入分配，而且制造深刻社会矛盾。须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特别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国企私有化浪潮中起步的，因此我们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难度要有充分认识。我们明白决策层在既得利益群体强大阻扰之下步履维艰，向好的方向的调整也往往难以一蹴而就，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努力推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调结构”是全世界的共同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包括对一些“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恢复出口激励措施，从而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也包括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布局未必有利于经济资源的合理布局。毕竟，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大城市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无论是电视剧《蜗居》走红，还是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几乎成为“全民公敌”都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个人，我同样很反感他那种态度，但仔细看了任志强的一些言论之后，我并不认为全部都是胡说。比如说，指责太多人涌向大城市，不愿意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比如说不应该指望年纪轻轻就有房；……这些都有道理，但这些道理没有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更糟糕的是他在论述时可能是在蓄意抹煞这些条件。如果经济资源都高度集中于东部特大城市，年轻人没办法不涌向这些地方寻找机会；只要这一条件不改变，如果片面主张年轻人待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么国家各个行业将无法从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淘汰筛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而是让东部原住民安然坐享其成，除了扶植、造就一个放大版的“八旗子弟”群体之外别无收获。所以，他指责年轻人不该都涌向大城市是忽视了这一点。同样，年轻时居住军队和国企公有住房、改革后早已晋身富豪的任志强估计是没有经历过租房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人必须要一个立足之地，这让他那种“不该指望年纪轻轻就有房”的言论难以立足。 正因为如此，“调结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又一大亮点，特别是表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将城镇化重心放在中小城镇：“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那么，为了完成这些调整，改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我们该做些什么？该对反危机时期的特殊措施做些什么调整？这一调整将有助于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偏颇，减少类似电视剧《蜗居》中的现象，而这种调整必然要求财政制度相应变动。 同样堪称亮点的是正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提出货币政策要因应形势调整。“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这实际上是给明年货币政策调整转向留下了空间，埋下了伏笔。虽然反危机时制定的刺激性政策“退出”已成全世界热门话题，但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的压力下，明年经济走势未必没有可能出现突发性急剧恶化，公报中只强调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不提具体内容，是给明年留下了根据形势调整的选择余地。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外需拉动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这意味着对外需的更高层次的开发。从这一点看，公报明确提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协力共建和优势互补，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都是朝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效益方向的努力，因而也是此次公报中的亮点。特别是强调市场多元化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协调，这是纠正过度依赖美欧市场的偏颇，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个合适的出发点逐步推行更符合我们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不能老是一味高呼“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个口号应该寿终正寝，因为它隐含地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放在适应、接受他人制定的规则的被动地位上，而不是力争主动推动确立更符合我方利益、更加公正的规则，更因为这个口号在相当程度上基本上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借以在国内欺诈、攫取非分私利的幌子，我们需要逐步走向制定国际规则。 随着危机高潮渐行渐远，某些刺激性政策需要逐步退出，某些刺激性反危机政策的负面后果也需要消除，但政策调整不能是任意的，更不能顾头不顾尾，我们需要通盘考虑调整的成本和收益，也要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有些调整是值得商榷的。
以对职工补贴等项收入征收个税为例，此举就未必妥当，不仅是因为这一做法征税成本很高而数额却未必有多大，也因为此举对改善收入分配等目标有害无益。要靠午餐补贴之类项目显著改善收入的是些什么人？高收入阶层？否！多数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应当指向压低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至中等收入，而不是打压中等收入向低收入看齐，奈何个税政策调整却向中等收入群体开刀？ 又如汽车购置税收优惠延长。此举对我们汽车产业是有好处的，正是依靠这些政策，中国才在今年跃居世界最大汽车销售市场，而且激励车主更换油耗、污染较高的旧车，有助于环保；但从“首堵”北京到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超大城市堵车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上升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农村和中小城市还没有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固然可以延续全国一盘棋的汽车购置税优惠，但在堵塞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大城市，我们还需要提高汽车使用成本的措施作为配套，如提高停车费等。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