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持人：杨帆 天津电视台滨海频道《时代智商》主持人 嘉 宾：向文波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战斗的时候要有战士的样子 杨帆：有人说向总不像一个总裁，更像一个新闻发言人，像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斗士，像一位哲人，很多很多评价中就是没有一个说向总像总裁的，我觉得这件事特别蹊跷。向总怎么评价自己？ 向文波：可能大家是通过两件事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一个是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另一个是徐工事件。这两个事件严格来讲都跟我的职业没太大关系，所以可能我给别人的印象不像一个企业家，而像一个新闻发言人，像一个斗士。实际上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我在很多场合确实更像一个新闻发言人，那段时间我确实是公司指定的唯一的对外发言人，所以这个印象没错。另外一个是徐工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国民，或是说得更高一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了我应该说的话，可能说话的方式给人留下我像一个斗士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在战斗，战斗的时候就要像一个战士的样子。 杨帆：向总有一些很奔放的豪言壮语，因此有极富个性的理想主义称谓。 向文波：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应该与他的角色相符。比如我在写一个博客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博主，我的博客语言就必须要符合网络语言的风范和要求。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他说向总你不应该这个样子，你应该是一个斗士，你应该拿着剑拿着长矛。我说你搞错了，你要是这样看金庸的小说，那金庸肯定是一个大侠，但是实际上金庸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子，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这个所迷惑。 企业高管薪酬的制定必须结合国情 向文波，1962年生于湖南沉江，1988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先后任涟源市经委委员、涟源阀门厂厂长、党委书记，1991年进入湖南省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现任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曾荣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提名奖等。 杨帆：也许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企业高级领导层拿高薪的现象，已成为目前社会上的焦点话题，您怎么看？
向文波：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去谈。第一，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的国民来讲，有些概念是我们要去接受的，就是人的价值。比如，有些高管的薪酬比较高，我们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因为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从整个概念来讲，我觉得中国管理层的这个价值并不是过多地被高估了。第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确实也是存在的，比如有的企业高管能够拿到几千万元的年薪，我觉得有点不适合国情。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企业管理层薪酬的制定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管理层的工资水平应该和员工的薪酬水平结合起来考虑。不能说高管的薪酬制订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员工的薪酬制订考虑到中国国情。如果员工的薪酬是国际化薪酬，那么高管可以拿国际化薪酬，但是如果员工的薪酬拿的是国情薪酬，那么高管也应该拿国情薪酬。尤其是一些国有垄断性企业的高管，更应该自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垄断性企业的利润并不来自市场竞争，而是来自市场垄断，所以有时候很难界定哪些属于管理层努力得来的利润，哪些属于企业垄断带来的利润。而且这些垄断性企业的很多高管实际上既像企业负责人又像政府官员，所以多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是有利的。 杨帆：我们能不能知道年产值达到300个亿的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总的年薪是怎么样的？ 向文波：我们是公开的，年薪是50万。 杨帆：您觉得这个薪酬够国际化吗？ 向文波：不够国际化。所以我在讲，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不仅仅只是工人的低成本，还包括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公司总裁。 杨帆：尽管遇到了这样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三一重工依然提升了30%的营业额，既然这样，为什么董事长还要首先提出自己的薪金只拿一元钱，您也跟随其后只拿薪金的10%？ 向文波：其实中国的企业都很年轻，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危机到底将向什么方向走，国家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其实企业是没底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很短，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经验，所以，做一些充分的应对是必须的。所以我当时做出了这个决定。 杨帆：我觉得三一重工的高层能做出这样的决策，无论是对员工还是对您的股民都是一种姿态。 向文波：确实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而是一种姿态，就是要让员工，让所有公司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有一种危机意识，居安还要思危，居危的时候更要思危。 中国不能没有健康的资本市场 2005年，备受市场关注的三一第一个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获得高票通过，三一由此成为“中国股改第一股”，并被誉为资本市场的小岗村。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股改事件在浩浩荡荡的中国经济大潮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其中不乏争议与误解，而作为新闻发言人的向文波更没少尝压力和艰辛。 杨帆：您怎么评价三一重工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角色？ 向文波：用我们董事长的一句话来讲，三一是第一兵，是冲锋陷阵的，是开路的。因为是首批试点企业，试点的成功与否对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一次投票是两家单位同时投票，一个是清华同方，另一个是三一重工，清华同方被否决了，三一重工顺利通过了。可以想象，如果两家都没通过，对后续的发展就会留下巨大的阴影，甚至会产生很大的阻力，后面两家也不一定能过。如果这场股权分置改革没有过的话，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为了等这个机会，为了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中国的资本市场等待了，徘徊了多少年，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当时董事会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董事长有一句话我认为非常到位，他说，中国可以没有三一重工，但是不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公司不惜代价，一定要闯过这个关。至于三一重工其中的作用，可能只有让历史去评述，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杨帆：成功地完成这件事情给三一重工以及国内的资本市场带来了什么？ 向文波：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停摆，股指已经跌到一千点左右，新股无法发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指一度达到了六千多点，创造了新的高度。现在的资本市场我认为整体来讲是非常健康、非常稳健的。 杨帆：您认为六千点的股指和股权分置改革是有直接关联的吗？ 向文波：肯定是有关系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不解决股权分置，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严重问题，两类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广大的流通股东，就是中小投资者，他们实际上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益不一致，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很多上市公司的上层把上市仅仅看成圈钱的工具，也有很多把上市公司的资产套空，更有因为股价跟大股东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大股东也没有很大动力去经营好上市公司。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杨帆：由于有摊薄的效应，很多股民说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民来说是一个灾难，您这么看吗？ 向文波：实际上自从股权分置改革开始这种言论就一直存在，我个人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多数股民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资本市场的繁荣我们先不提，但是，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中小股东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对价。将来的资本市场也能证明股票价格也许跟股权分置本身，从发行角度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以评估一下，股权分置改革前后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股价在定价机制方面，在定价水平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可能对于股民来说这是迟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这个趋势，但是对于未来市场的有序发展，可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