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那么，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碳市场的意义何在？
杨志：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而没有相应的碳市场的规则、制度，自然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目前中国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买家人为地压低，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必须加快步伐参与构建全球碳市场。
第二，碳市场具有链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因此，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三，全球碳市场的链接迫在眉睫。由于《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 年到期，所以，目前各国缔约方正在商议“后京都时代”的新全球协议。就自愿减排市场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本来就可选择不同的交易规则，但是，这一市场目前面临缺乏统一市场准则的问题。由于《京都议定书》没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强制减排的计划中，仅仅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碳交易的途径。因此，现在的碳市场只是一个“准”全球性市场。但是，碳市场交易额的增长速度惊人，根据世界银行《碳市场发展状况与趋势分析年度报告（2009）》的数据，2006 年的增幅为187.5%，2007年为101.7%，2008 年为100.5%。2008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达1264亿美元，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只有约54亿美元，仅占全球市场的4.27%。同样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减排额的EUA的价格，在2008年8月价差达到10欧元，即使因为金融危机两者的价差缩小，目前两者2012年到期的期货价格还有3～5欧元的价差。按中国2008年所占碳市场的份额粗略计算，中国光因价差（按10欧元计算）一年中便有约33亿欧元的碳资产流失了。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到那时，“后京都时代”的新全球协议将中国纳入强制碳减排体系的话，中国占碳市场的份额将会大幅提高。如果到那时中国碳市场还得不到发展的话，中国会因为丧失碳定价权而导致更多碳资产的流失！
记者：您在强调定价权的时候，非常强调参与，那么，在参与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杨志：作为政府，一是要去学习；二是要制定政策；三是一定要“走出去”说话，参与标准的制定，不能等到人家定了标准再说话，那时就晚了；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学术组织在谈判中的作用，因为谈判力就是生产力。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致命的短见就是技术至上，但低碳经济绝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学问题，文化问题和外交问题。
中国金融机构不能迟迟不出手
记者：碳交易和资本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据我们所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的一些大银行都成立了碳基金，世界银行设立了8个碳基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欧洲的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碳生产碳排放国，中国却没有设立碳基金，为什么？
杨志：碳基金是碳金融市场中的一个大技术群的经济蓄水池。它的用处首先是为低碳技术的应用和转移提供流动性。比方说，要引进碳捕捉、碳封存的技术，就需要有碳基金为你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这就要求企业对低碳技术方面的信息有充分地了解，但是，有多少中国企业关心这个？很少！更多的企业在想什么？单纯追求利润。比之日本松下电器2000年提出的口号：“我与地球环境共存亡”，中国很多企业应该感到惭愧。有这么一个公司调查问卷问：“如果你所在公司面临破产，听谁的？”松下电器的回答是：“听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借贷者、合作伙伴。日本98%的企业都是这样回答。德国做此回答的企业占67%，法国67.4%，美国仅占2%。美国98%的公司回答是听股东的，股东让撤就撤。在日本、欧洲，企业的责任更多的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企业现在更多地在学美国，企业就是挣钱的，没有社会责任，把发展就是有道理理解成金钱就是硬道理。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清算某些错误观念的话，正确的观念不可能树立来。从参与未来国际金融战略格局、特别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最应该出手设立碳基金的是主权基金，但遗憾的是，中国主权基金却以碳市场规模太小，规则尚不完善为由，没有为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建立、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认为，资产规模庞大的中国主权基金，对内具有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部委协调的能力，对外具有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世界各国金融公司进行沟通和学习的能力。其独特地位与能力有利于他们了解碳市场规则，积极进行金融设计的自主创新。
记者：对金融机构而言，发展碳金融也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
杨志：是的。碳金融是一种新金融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有所不同。要发展碳金融,必须了解低碳经济内涵、特征和技术等内容,才有可能设计出金融衍生产品。碳金融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现阶段,碳金融主要指依托于碳交易的金融活动。新金融制度构建上,基于配额的以联合国、欧盟为代表；基于项目的,如CDM。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碳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中国还应该积极布局，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是打破美元、欧元等货币制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国还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美国新能源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
记者：您强调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不能效仿美国的新能源模式。为什么？
杨志：美国新能源模式，是石油时代终结，后石油时代开始的产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石油时代？不是中国的。因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是按哪种能源在一次性能源中占主导地位决定的。中国现在70%能源仍然来自煤炭，中国至今还是煤炭时代。而早在19世纪末，美国一次性能源中以石油为代表的“后煤炭能源”就占了主导地位。回顾历史，20世纪初，西方世界就已经开始步入石油时代，而此时的中国只在河西走廊由外国人打下了解放前的惟一一口油井。到1949年底，中国的原油产量不过12万吨，而早在1870年，世界石油开采量就已经达到了80万吨！全球能源转换进入石油时代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石油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39.4%，煤炭占39%，这就是石油时代划分的标志。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赶上美国人那样的历史机遇，就是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石油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才仅占17%，最高曾一度占有22%。我们的能源同美国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理性地看，就是再过25年，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的主导地位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今，美国和欧洲人提出后石油时代谁占有新能源谁就占有未来，但是，新能源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成本、技术的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完全不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阶段，盲目地去追赶‘技术潮流’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看清楚中国自身的能源国情，中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最依赖于煤炭的国家，目前，年耗煤炭已超过13亿吨，而燃煤是我国大气污染和酸沉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对煤炭的清洁技术上，而不是盲从美国发展新能源的号召。（摄影 王南海）
杨志教授简历
杨志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杨志是全国教师最高奖——“第五届吴玉章优秀教学奖”的获得者，是“2007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循环经济研究领域第一人”。
2009年12月15日至19日，杨志教授以联合国大学代表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