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教育部颁布的“第26号令”指出，“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同时强调，“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总资产不少于3亿元，净资产不少于1.2亿元，资产负债率低于60％”。这也为独立学院的负债情况，划定警戒线。浙大城市学院下属理工科类学院一位负责人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主要依靠学费运营独立学院，比较难以得到政府资金投入，而学校日益发展壮大，生源增加，基建也必须跟上去，此番学校要卖地，将能够有效地解决了学校沉重的债务问题，“我们相当于是自收自支，通过学费来办学，同时还要发展学校的规模，现在教育界竞争又很厉害，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有发展”。 上述浙大城市学院下属理工科类学院负责人解释，高校依靠卖地偿还债务，并非浙大城市学院一家所独有，而此番卖地操作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事情如果政府不出手，学校只能自己这样来办，这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所以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这位负责人强调，学校的卖地是经过当地政府合法手续的，一些老师也对此表示赞成，认为能有效缓解学校的债务情况，“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拖到后面，肯定对学校的整个发展有影响”。 历年来，浙大城市学院也陆续接受了一些社会捐赠，50万元至一两百万元不等，捐赠者多是香港一些企业家。
高校的办学资金主要包括，政府或办学者的投入，校产，学费及社会各界的捐赠。“在财务上，其实独立学院的问题和民办学校的问题是一致的，它们的资金来源太单一，主要是靠学费收入，此外还有很少的社会捐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背景下，经政府相关部门许可，以校产偿还债务，成为高校最为便利的操作途径，高校“卖地还债”，为此屡见不鲜。 中国高校卖地式还债 浙大城市学院要卖地还债，只是近年中国高校卖地以解决累累负债的一个缩影。两年多以前，被长春人戏称为“极大”的吉林大学，卖地还债一幕历历在目。前不久，燕山大学卖当年征用的农民集体用地，筹资还债，更是引发轩然争议。 一个数据称，在2005年，中国某省属13所高校，共置换土地1821.88亩，置换金额24.7亿元。这个数字被不断刷新。 2006年10月，浙江大学位于杭州西湖边的103亩湖滨校区地块经过102轮的举牌，以24.6亿的价格卖给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旗下的港资房地产开发公司嘉里建设，进行商业地产开发。 据称，这块被称为西湖边绝版地块带来的24.6亿元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经由杭州市财政统筹安排，拨给浙江大学17.6亿元，杭州市政府获得7亿元。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张浚生当时曾公开表态，“至今我们负债17个亿，其中紫金港校区的银行贷款约13亿”。自此，浙大获得的17.6亿元卖地款，使他们摆脱了近年因建设新校区而欠债十几亿元的还贷风险。 而从2003年起，杭州市的高校纷纷迁往城外的高教园区，这些高校的旧址大多处于繁华的市区黄金地段。杭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宣教处上述工作人员亦告诉本刊记者，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此番准备卖地还债之前，杭州当地已经有过很多高校出让地块的情况，比如，“好多老的学校区位条件都很好，但是它们扩大发展搬到郊区，原来的老校区就存在一个盘活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为了还上银行高额本金加利息而出让学校的地块，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一条解燃眉之急的操作方法。 2007年9月12日，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高校共负债2000多亿元。这是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高校背负着巨额债务。而时至今日，高校负债开工搞基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面对吉林大学背负的天价巨债，当时周济介绍，吉林大学“完全可以通过置换土地等方式偿还全部债务”。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一位官员稍后针锋相对地指出，“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偿还债务”，“高校不能擅自卖地，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来操作、按程序进行公开招拍挂、所获收益要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 根据《土地管理法》与2001年《划拨用地目录》，高校教育设施用地可以划拨方式提供，法律规定，教育用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而且划拨土地出售时要向省市两级土地部门补交出让金，比例高达40％。 而据国务院《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及财政部等三部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收支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实行“收支两条线”。即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 但一位地产界人士指出，从实际操作经验来看，为了体现地方政府对于高校脱困的财政支持力度，不但土地用途可以改变，转让中的相关规费往往可以相当优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表示，通常公办或有公办背景的高校转让土地、转变土地用途的申请，是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的，转让土地的钱，是直接进到学校账号，还是先进国库，再转到学校账号，也不过是履行程序而已，“这个钱应该是地方政府收回去作为地方政府财政，但实际上相当于这个钱直接拨给高校了。公办高校的主办者是政府，独立学院最大的股东是公办高校，独立学院欠债，举办者要还钱，所以，这些学校卖地，简单地讲就是政府卖地”，熊丙奇指出。 在熊丙奇看来，貌似依法的审批，有很大的运作空间，目前高校征地与土地转让，基本程序就是学校提出申请、政府部门批准，但两个重大环节依然缺失:首先，在校内，学校发展决策，应该通过教师代表委员会审议，而不仅是学校行政机构决策；其次，大学的重大征地规划、土地转让计划，应提交主管政府部门同级人大审议，而不是直接提交政府审批。前者，做到校内决策民主，通过教师代表委员会的参与、决策、监督，让征地、转让土地计划，符合学校发展利益；后者，除了将大学的重大办学举措纳入人大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学征地、土地转让还牵涉周围社区的直接利益。只有经过这样的环节，才能真正保障征地、置换土地的合法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校的负债情况通常是隐秘的，由于高校的项目鲜有外部审计介入，此外，中国高校尚未建立透明的财务管理体系，其内部的审计、会计部门通常均由一位领导分管。“高校的收入、支出都应该要公开，核心点有两个:一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问题，二是有没有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如果学校里面有大学理事会，有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必然办学信息都是透明的，普通师生也应该有知情权，这就保障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熊丙奇说，事实上，政府在为高校债务买单时，并没有对公众做上述交待，高校的财务管理体系也并未由此透明。 他披露，某些统计显示，中国高校贷款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元。“高校在解决贷款问题的过程中，要避免资金的黑洞、贪污腐败的问题；另外，就是建立人大监督的审计机制，高校在解决债务问题时不要让新的债务出现，要把产生大学债务危机的机制消灭掉”，而让熊丙奇忧虑的是，许多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没有一种健全的现代大学制度机制，同样的高校“卖地还债”事件，依然会被无休止地复制与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