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主为知名经济学家 写给北京大学2009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同学们：我的课讲完了，但我会参与同学们的报告。因为，知易行难，真正的课程，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展开和领悟的。 课余，我有了机会置身于“冬日的火”，我谈到我们中国的新闻，在我们所处的中国转型期社会的三重身份。 首先，如在西方一样，新闻之难，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 其次，在当代中国(不同于在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失去了批判主流社会的能力。但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不能不有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批判。批判精神，是“现代性”的标志。虽然，现代之前的人类社会里也出现过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怀疑和批判。依照康德的看法，那些不敢普遍地持有批判态度的社会，尚未“启蒙”，故而停留在现代之前。
对社会主流保持批判态度，这样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在中国，由“严肃新闻”承担着。严肃的(而不是娱乐的)新闻追求，也称为“新闻专业主义”。 第三，不同于西方的或稳态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可用来表达意愿和对话的各种机制，严重扭曲或完全缺失。理想而言，基于自由表达的舆论(当然存在不同的兴趣和利益冲突)，通常称为“公共空间”。作为程序的民主，和作为公共空间的民主，在奈特“科学，哲学，社会过程”的视角下，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甚至，在奈特看来，后者是内在的过程，前者是外显的过程。塑造和维护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而言，是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 基于“社会演变依赖于演变路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由于民主过程的其它角色的缺位，这一社会职能，在中国，被让渡给了新闻。这是严肃新闻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承担着的第三重身份。 新闻，若要扮演这一角色，就要遵循公正原则，尽管，我们也知道，诸如“公正”这样的语词所包含的严肃性，早已被当作商业广告消费殆尽。惟其如此，我们最终明白了一个浅显却不易践履的道理：当语言被污染之后，行动是最纯正的语言。 也因此，我见到了“冬日的火”和人数多到足以构成中国新闻史事件的那些引火者们。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新闻。当然，报刊是可以模仿的。但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那模仿就总难免随风摇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西忽中，于是“严肃性”被“娱乐性”取代，“化大众”被“大众化”取代。为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坚持的一以贯之的新闻原则，称为“复杂的自由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