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个转变。1973～1995年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1985年中国是非OPEC产油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但1993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使我国能源消费量迅速大幅增加，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增长迅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需求增长迅速。2005年我国原油消费总量水平达到3.0亿吨，比2000年增长了33.93%。原油消费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2.24亿吨，十年间将近翻了一番。
石油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也逐年提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始终维持在17%左右，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石油消费比重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4.6%。自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3～2003年十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71.4%;1993～2005年的十二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104.1%。
1998年产业大重组前仅有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海洋石油总公司、新星石油公司等几家企业。1998年国家对中国石油产业进行总体改组，通过资产划转，新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2000年3月，国务院将新星石油公司整体并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原有的海洋石油总公司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的新结构。三大集团公司以水陆、南北地域划分范围，但业务对象都是从油田、炼油化工到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企业，各省地县石油公司人财物整体划转到集团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央企业。同时其行政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石化局。
不论是重组前还是重组后，从经济属性来看，中国石油产业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垄断型市场结构。重组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垄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上游)，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9.16%，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垄断石油加工业(下游)，加工量比重占全国的81.24%，三大公司上下游分割垄断，彼此间竞争十分微弱。重组后，三大集团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经营，业务上相互交又，打破了上下游分割垄断的局面。但由于石油、石化、海洋分处陆上的北方、南方及海上又形成地域分治新格局。同时，三大集团公司的油气生产和油气加工量仍占全国的98.62%和94.17%，垄断依然存在。所以从总公司层面上分析，石油产业是一种分割分治和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
如果说当初的改制主要是为了因应国内经济关系的调整，但这种改制很快就显示出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功能，显示出国内石油需求给予中国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使命。如果说大匮乏时代需要解决石油生产投入与石油销售收入的不相当问题，那么大需求时代需要解决国内需求连续性与国际市场波动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商，2008年，中石油在美国《石油情报周刊》世界50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
中石油依托自身的综合实力开拓海外业务，已经形成非洲、中亚-俄罗斯、南美、中东和亚太五个油气合作区，实现海外油气投资、国际工程技术服务和国际贸易一体化发展。到2007年底，已在26个国家开展油气投资业务，在44个国家从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2007年，海外原油作业产量6019万吨，天然气作业产量53.6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1160万吨，运营管道总长度达到5170公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海油的国内作业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南海西部、南海东部和东海四大海域。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之一，中海油还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等海外地区的油气区块持有权益。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产品和主要石化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中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商。该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境外油气勘探开发勘探相继取得四个重大突破，缅甸D区块Patolon-1井、萨哈林维宁区块北维尼1井、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F区块U-10井、也门71区块Henin-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澳大利亚EP项目、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S区块、加蓬G4-188区块勘探也获得良好油气发现，取得重大进展；哥伦比亚圣湖能源公司、厄瓜多尔安第斯公司、苏丹3/7区滚动勘探成效显著。开发项目按计划运行，海外权益油储产量稳步增长。全年新增权益油气可采储量485万吨油当量，实现海外权益油产量901万吨，同比增长31%。
新世纪的三大战略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存在着三大战略问题：
第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以财政与经济双重的视野来处理这个问题，做好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对接，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内部及时地开拓出新的路子。在当代世界，财政的基本问题是民主财政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市场竞争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前者与公平的相关性更高一些，后者与效率的相关性更高一些，但如果因此否定前者的效率可能性，或者否定后者的公平可能性，都是简单而有后患的，都是自设绝路、自挖陷阱的。
在这个意义上，“铁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发挥了匮乏时代的民主财政机制的效能，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群众路线与计划经济的结合。相对而言，这两者的结合是困难的，但是从石油大会战和大庆精神看来，不能不说这两者在当时的石油工业里还是结合得不错的，是很有效率的。当年的“群众路线”，已经演化为中国石油生产行业的“三基”建设：加强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设，加强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基础工作，加强以岗位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训练。
在目前阶段，国人对石油市场的意见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石油产品的定价，一个是石油公司利润的分配。这两个问题普遍存在于那些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前者是从公民消费者角度产生的，后者是从全民所有者的角度产生的，但都是国有企业内生出来的公平问题。国有企业的治理，不只是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解决公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合法性。这也是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问题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放到企业治理中来讨论。这个问题流行表述是“国进民退”，官方表述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必须在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上面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表述为谁进谁退的问题。
第二个是世界“能源恐怖平衡”问题。
当代世界一切具有经济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都有因为全球化的深化而进入“恐怖平衡”状态的可能。全面“恐怖平衡”的首要意义，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通过任何一种战略商品的控制来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虽然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还处于早期，其间具有一定的游移空间，也就是说对战略商品的控制常常带来战略意义的暂时假象，有助于掌控国家间某些具体的分歧和冲突，但这种所谓的战略意义的持续性会越来越短，因为反控制的包括市场、政治等诸种机制会很快发生效应。
正因为如此，最近的石油价格与经济态势越来越呈现出互动的趋势。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在20世纪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相伴随性。这是任何一种经济战略商品都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别是那些直接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战略商品。经济危机多为大繁荣后的大萧条。大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战略商品的大消耗时期。大消耗、大需求则使它的价格合乎市场地大涨。石油危机是如此，金融危机也是如此。石油危机是因为自身的资产价格被推高了，而金融危机是因为推高了其他商品与服务的资产价格。而最近的局面是，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石油价格就飞速上涨；石油价格飞速上涨，经济形势就会恶化。其根本原因与以往有所不同，已经是全球各地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均衡性，这又源于全球经济对各地均衡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能源格局严重失衡，将并不必然使能源优势国家尝到太多甜头。这些优势国家往往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后期因为能源弱势国家的经济衰退而遭到惩罚。与其停留在这种“恐怖平衡”状态，还不如走出新的路子来。未来的强国固然在能源上必须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必须是能促进能源共享的国家。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殖民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共享主义将成为世界强国的主流。
第三个是新能源的挑战问题。
新能源的挑战毋庸赘述，特别是在能源恐怖平衡时代。针对石油等传统资源，应以盘活和优化存量为主，而对新能源，则应以做好增量为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如能互补共生固然是好，但至少不能相害。
笔者认为，对于石油替代战略，我们要明白其可能带来的的石油经济战略格局，即石油替代战略、石油优化战略与国家石油贮备战略并重。石油替代战略并不必然减少石油消耗，相反的是有可能使石油消耗加大。两次世界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实施石油替代战略，使得世界石油消费水平大为降低；同时也造成石油价格开始持续回落，石油需求随之逐渐回升，石油消费随之增加。如1988年世界石油消费量为29.05亿吨，1989年上升到30.38亿吨。1988年世界石油需求量为每天4950万桶，1989年上升到5190万桶，增长率达到4.84%。1999年需求量达到每天7560万桶，比1989年增长45.7%，即10年增长了近50%。
因此石油替代战略可能会因此只具有经济的意义，而没有人们所期望的环保意义。石油优化战略才是针对石油的环保战略，也就是说使石油消耗本身成为一种环保行为，而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