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IT人”与印度的社会结构
对于在印度的劳力行来说，其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利润来源，并不是来自海外的佣金，而是直接向工人们收取的中介费。劳力行向每个去美国的工人收取10～30万印度卢比（大约为1.75万元人民币之间），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则需要10～20万，去新加坡也要6～12万。这还不算各种要随时加上的“附加服务”，比如每提供一封证明信、或者假证书，都需要1.5～2万卢比。越是那些缺乏IT专业背景的，就越需要这些附加服务，所以也就越需要多付费。如果工人们超过规定时间仍不能够付费，劳力行就会直接取消他们的签证申请。因此，劳力行并不在靠向海外公司兜售劳动力（工人）来赚钱，其生意的本质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在IT业萧条的时期，国外工作变得更加稀缺，但是劳力行向工人收取的费用却变得更高，而不是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能办出去的工人数量减少，因此要靠涨价填补收入上的损失。一位在印度等待出国的IT工人这样解释：“（正因为）现在拿到签证更难了，所以你要付更多的钱！”
一些劳力行老板为了撑过萧条期，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劳力行公司内部创造出比如“实习生”和“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卖给失业的IT人。比如，要成为一个实习6个月的实习生，工人要给公司10万卢比，而工人们的月实习工资只有2,500?3,000卢比。创造和出售内部职位可以带来不小的利润，帮助劳力行渡过难关。
我举一个自己在2001年在印度调查时直接碰到的例子。M-站台有限公司是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一家劳力行，老板名叫萨伊。M-站台在2000年10月之后就找不到海外的工作机会，人送不出去，经济上没有进项，在2001年初陷入生存危机。2001年2月份的时候，萨伊创造并出售了3个短期（4个月）职位，每个收费7万卢比。由于人们在当时普遍预计美国经济会在2001年7月左右复苏，人们愿意掏钱买这些职位以期在经济恢复的时候能被尽快被送往美国。4月份M-站台又卖了2个工作，6月份则卖了3个。对于萨伊来说，光是这些卖工作得来的钱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保证劳力行不会倒闭；更重要的是，这些钱使萨伊有能力进行风险投资，开始软件开发的生意。
M-站台很快得到了两个软件开发的发包项目，一个来自于州政府，另一个来自于当地银行。萨伊能够政府和银行签下项目，主要秘诀就是靠这些付费工人的免费劳动力，他要价很低，而且在项目完成之前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靠着这些自掏腰包的工人们所提供的现金和技术，M-站台随后甚至开始开发软件包，实现了公司在IT业务上的转折性的突破。如前所述软件包的开发经济风险非常高，但是萨伊毫不担心，因为那些技术工人是完全免费的：“如果（开发出来的软件包）能卖出去，当然最好；如果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赔掉任何东西……我培训他们（工人们），任用他们，为他们出具证明，在每个环节上我都可以向他们收费。”同样的原因，免费的，甚至是付费的工人们为小型IT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工人们在资金上的贡献，劳力行不仅渡过难关，而且逐步发展。
那么，为什么IT技术人员会愿意掏这么多钱出国，甚至去买一个毫无保障的空口承诺呢？
当我向印度的一位前部长，同时是现在一个州的IT产业方面专门顾问，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他们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一位我所采访的付费工人告诉我，如果没有基本的工作经验，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就无法起步，正因为如此，花钱买工作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第一个突破的办法”。
印度IT人热切渴望移居国外，有它社会结构上的原因。印度的全国失业率在8%?9%之间，印度的“过度教育”和“文凭病”(即中上层家庭盲目追求高等教育和文凭，而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脱节)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异军突起的IT业似乎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就业世界。如果能在大公司里找到工作，一名刚毕业的IT技术员可以拿到每月1万卢比的薪水；这几乎是非IT企业里顶级工程师们的工资。我在海德拉巴和中产阶级家庭聊天，我常常听到某个IT人前往美国淘金、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全家人生活的故事。于是，在就业市场上挣扎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纷纷涌向IT。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极大量的资源被动员起来培训IT人才，私营技术学院疯狂扩张。其结果是大规模的IT人才过剩和IT产业中的高失业率。在本世纪初，根据我的估计，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IT毕业生中，大约只有40%的人能够在毕业后的半年之内找到工作。官方估计的结果并不乐观多少：有半数左右的IT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一个具有硕士文凭的IT技术人员通过他小舅子的关系，在海德拉巴市一家中型公司买了一个职位，他说：
这（买工作）也不一定就那么坏。只要你别把自己弄得负债累累，到那家公司买个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你有了一份工作……如果你曾经是学校里的金牌学生（他自己曾是大学里的优秀生），而毕业后两年了还找不到工作，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IT人员能够付这么多钱？印度社会又从哪里组织起这么多资源培养这些IT人才呢？
首先，IT人员所占有的资源是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一个折射。IT人员至少要有大学文凭，但是大学入学人口只占同龄人口的6%。从社会背景上看，尽管IT人员不来自于社会最高层的精英，大概80%多的软件专业人员出身于“先进”种姓（也即原来所谓的“高级种姓”），只有9%来自“落后”种姓（即原来所谓的“低级种姓”），这与“落后”种姓占印度总人口52%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其次，家庭成为资源动员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年轻人要接受IT培训或者要出国，在家族圈子借钱将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出了国的IT人员，让他们支持家族中的后来者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妆又是一个特殊的资源动员方式。IT工程师的嫁妆通常是非IT业工程师的身价的两倍还多。如果IT新郎在美国，他的嫁妆额可以飙升到12万美元，比在澳大利亚的印侨新郎多一倍。
第三，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农业盈余是印度得以培养出这么多IT技术人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我调查的9个在印度南部沿海的村庄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25%左右的农业盈余。同时，在南部的一个州，大概80%的投入私立学院的投资来自于农业盈余。大多数私立IT学院是由大地主、教育者（比如退休校长）和当地政要们联合兴办的。
农业所以可以产生大量盈余，又是和印度社会中高度不平等的种姓、性别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印度遇到的很多家庭，仍不允许低种姓的女仆做饭、甚至不允许她们进厨房，因为他们认为低种姓者是不干净的，会“污染”食品。有时候一个家庭会雇佣不止一个女佣：低种姓的负责打扫卫生，而出身于和雇主相似的种姓的女佣则煮饭烧菜。种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大大低于他们付出的工作，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镇的“不在地主”）提供了高额租金，使得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导致大量的妇女充当工资低廉的佣人。大多数妇女们的日常劳动——这些劳动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幼儿的抚育、病者的照顾，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维持)——都是“无价”的，即不体现为货币价值。阶级差别也非常巨大。在我所访问的印度中小型企业中，不管是劳力行还是专业的IT公司，几乎都雇用8?15岁的男孩，从事端茶倒水、购买午餐、清洗地板之类的工作，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500?800卢比之间。
如果说中国曾经通过政策上的“剪刀差”,对农村进行剥夺，那么印度则是通过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汲取剩余资源。
印度的“IT三角”与国际资本主义
猎身、印度IT产业、印度地方社会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层关系，可以从对一个印度IT三角的描述中体现出来。在所谓的印度IT奇迹里，有两股并行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力量：一方面，在印度国内，由以Infosys、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为代表的IT工业；另一方面，在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IT企业蓬勃发展。这两个部门都被作为全球化的标志性发展而被津津乐道，而大家对猎身都几乎视而不见。而我要强调，印度IT业中的这两股力量，事实上都依赖于一个“非正式的IT部门”。这个非正式部门的主体是劳力行。在印度的正式IT部门、在海外的印侨部门，和在印度的非正式部门，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一起构成了全球IT工业中的“印度三角”。
在这一三角关系中，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和印度国内的高级别的正式部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条跨国的环路：非正式部门中的劳力行将劳动力送往海外，它们靠此积累资源，进而向上流动到印度国内的高级别部门中去。这些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它们通过把基层社会中的劳动力动员组织起来、送往全球市场，而汲取当地社会的剩余资源（主要包含在劳动力中），从而维系整个“印度三角”。
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式部门，海外的部门将不能招到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失去其竞争优势；印度国内的高级别正式部门则不但要缺失人力资源，还将丧失非正式部门企业在向上流动时所带入的经济资本。
和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不是大型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带动地方发展，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主导型的IT部门建立在非正式部门的基础上，而非正式部门又依赖于当地基层社会作为更大的资源基地。正因为如此，印度的IT业能够迅速发展，并且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的全球市场萧条之时坚持下去。在风险之中，非正式的部门将商业风险分摊到工人们的头上，甚至通过向工人卖工作这样的方式，让工人向资本家直接贡献金融资本。
印度的“IT三角”与东亚地区的“地方-全球”的经济关系显然不同。乍看起来，彼此十分相似：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类似的，IT工业也是外向型的，而且因为其增值率更高，它被看作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带动力。但是，在东亚地区，“地方-全球”的经济联系一般体现为直线型的垂直关系——大公司从全球市场上接到订单，然后把订单中的某些部分转包给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务分解，发包给更小的公司。这样，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业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的东南沿海乡村工业较发达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模式里当然也包含剥削关系，但是这种模式创造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它在保证高较就业率的同时，实现了速度比较快、覆盖面比较大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印度的IT三角中，绝少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地方基层社会；相反，基层的经济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该三角还显示出，印度的IT工业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与国内市场的关联则十分有限。
我所遇到的多数印度IT人都认为，如果印度的总人口减少一半，而像他们这样的“能干的”、“有竞争力的”IT人才又增加一倍，印度就会自然变得跟美国一样繁荣。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被他们看作是包袱的另一半印度人不复存在，他们IT自己也会失去竞争力，被世界市场抛弃。
正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因此，在下列的几个人群中很难说究竟谁对硅谷的辉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是那些出身“贱民”种姓的在印度的清洁女工，是身在美国、持H-1B签证的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还是走运时日进斗金的美国风险投资家？
我质疑人才决定论，但是决不是要否定人力和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人才决定论、所谓IT靠人力资本而无须金融资本的说法，把人简单化约为要素，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生产IT劳动力的本身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投资。我之所以称其为“生产”，是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集体性的工程，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同时它构成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去印度之前，心里也有一个问号：在国际上和印度官方炒得轰轰烈烈的IT热，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关心呢？我在印度基层看到了实实在在的IT热；但是它热的不是关于IT的产品或者产业，而是IT人：青年人争相要当IT人、拿国际水平的IT工资。不均衡的国内社会结构造成了这一特别强烈的愿望，促成了剩余价值从社会低端向高端的转移，使得IT业在短期内快速发展。IT业反过来也确实给印度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只有关注关于人的生产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国际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理解资本主义激发财富的功能和强化社会不平等的后果，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机制，在跨国范围内相互缠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