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早先的猎身（现场软件服务）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填补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缺口，那么像板凳工人、中介链条等现象则反映了全球IT产业发展中的新逻辑。要理解这个新逻辑，我们必须超越IT业本身来看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和管理的“去地域化”（即生产和管理不受地域限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厂商为赶上去地域化的潮流而产生对IT工人的巨大需求。同时，由于软件包要适应不同项目的特殊需求而必须“客户化”，这就需要IT专业人员不断从一个项目现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把软件包调试成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工具。如果说这是猎身业兴起的技术性原因，那么高科技工业在1990年代后期的“金融化”,则是提供了猎身业兴起的经济动力。
在“金融”格局下，产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的经济业绩，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场的起伏所决定，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日课。因此，IT工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网络公司的大起大落，猎身和板凳则成为业内的普遍做法。
除了这些经济原因之外，猎身的兴起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一方面，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度改革它们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IT专业人员；如美国在1992年出台H-1B签证制度，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以续签直到六年。超过一半的H-1B签证持有者都是IT专业人士。但是另一方面，为保护当地的劳动力就业、尽量减低国家福利的负担，政府仍旧对用人单位多有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公司不能在没有确认工作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为外国工人提供入境担保，而一旦工人入境，不管有没有活公司都必须付工资，否则工人都能把公司告上法庭。
然而同时，IT行业迫切需要一个完全没有阻碍的彻底“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猎身靠逃避国家的法规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劳力行把自己假装成雇主，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将雇用工人引进，让他们“坐板凳”，这一做法使得客户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挑选和辞退工人；在“中介链”中，劳力行的小头目负责“灰色操作”，大型的IT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因此避开劳动法规的制约，又没有违法之虞。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不直接雇用劳动力，而依赖于数目巨大的工人个体与众多的大小中介随时撮合，满足用工需要；“中介链”的安排使得这样高度外化的市场从用人公司的角度看变得有序和容易控制（比如说，用人公司一般只跟非常少数的中介联系，出了问题知道该找谁）。中国国内近年来，在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空间日益狭小、同时劳动力管制又逐渐规范化的情况下，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应运而生，也有类似的原因。此外，由于移民工人自己承担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费”而非工资），猎身对劳动力接收国的国家和公众利益几乎毫无损害。
这样，劳力行不仅可以将工人从印度带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而且还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将他们送到第三国或者第四国。短时间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完成多次流动，这对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印度的IT工人却稀松平常。猎身使流动的劳动力与流动的资本相匹配，猎身因此深刻整合入全球化的新经济之中。这样，猎身可以越滚越大。同时，猎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外流、劳动力输出过程，而是一项技术服务项目，从而每个人的外流在统计上就直接体现为印度IT服务业的产值。
这显然和中国科技人才的流动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才外流的主要途径是留学生出国学习，是个体或者国家行为，根本没有嵌入到国际的科技产业和市场脉搏中去；而中国人才近年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励，虽然科技园、技术投资洽谈会等等意在鼓励科技的市场转化，但是其流动本身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科技产业内部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才流动，基本上还是被看作人力资源的问题。
印度IT业的兴起与“做人的生意”
猎身可以把IT人才外流和印度的IT产业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印度IT科技人员借猎身把自己转变成企业家。在印度，IT人员是和原先科技人员很不一样的一个新阶层。印度早期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大量流到西方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大部分是来自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等主要都市的上层社会，他们崇尚知识，但是很象中国的士大夫，推崇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愿意涉足工商之事。而大部分的IT工人来自于印度的中小城市，大部分不是婆罗门，很多人有从商的家庭背景。相当多的IT人来自不讲印地语的南部，他们对美国社会更熟悉、更向往，象比尔?盖茨这样在车库里发起IT商业革命的神话在那里耳熟能详。他们具有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一个20多岁IT人员告诉我，他“心中燃烧着一股怒火”要自己做生意。
印度IT技术人员要做生意，但是不一定要做猎身的生意。事实上，大多数的劳力行老板告诉我，他们并不喜欢“做人的生意”；因为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公司，以开发自己的原创软件包为最高目标。因为开发一旦成功，收益也将非常可观。但是要开发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软件包，所需要的资金量相当大，经济风险也高，不是一般企业可以随便涉足的，这也是为什么微软可以如此稳固地垄断市场的原因之一。并且即使公司把软件成功地开发出来，营销也将是一个更大的障碍。我问一位在澳大利亚的雄心勃勃的劳力行行主，他为什么还不能实现自己的技术创业的梦想，他解释说：
市场销售和程序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打包销售需要巨大的投资。你必须要有一大笔利润让给交易商。比如微软Windows2000在市场上的售价是120澳元，但微软卖给我的华人供应商是85澳元，他再用115澳元的价格卖给我。软件包的销售必须要依靠这样的销售链。我们怎么可能去培养这样的销售链呢？
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营销投入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一个新的企业很难跻身这个成熟市场。即使退一步，假如公司甘心做辅助性的技术服务而不是软件包，公司也必须要和大的国际客户有关系，取得他们的充分信任。对于身在印度的公司来说，让有型的IT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更加困难。
而猎身则不一样。它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很低，只要有人，有信息就可以。同时，猎身生意中跨国性的“中介链”的结构使得小型的，甚至是单人的公司可以方便地进入市场。这有点象中国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搞“挂靠”的形式，乡镇企业名不顺，不受信任，拿不到贷款，不得不“戴红帽子”，装扮成某个集体企业的隶属单位，以进入受国家控制的有限市场。它也有点象目前的建筑行业，个体的包工头可以进入大型项目，因为总承包商层层分界项目，层层发包。通过跨国的“中介链”，在印度的企业可以通过走进世界，并且可以顺藤摸瓜，和一些巨头公司挂上钩。一位IT企业家非常看重猎身生意，他对我解释为什么：
猎身能带来快速的现金流，让企业尽早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猎身又有效促进其他IT生意的发展。比如，在海外的劳力行经常利用板凳工人的免费劳动力，发展IT培训以及尝试性的软件开发。从而，不同生意之间的重叠性成为劳力行经营的一个主要特色。随着这些重叠性业务的发展，劳力行在劳务上的生意通常并不会发展扩大，有时甚至会萎缩，它们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其它IT业务；当这些劳力行升级为技术公司时，新的劳力行不断成立，填补以前的劳力行遗留下来的市场，将更多的印度工人源源不断带入世界劳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