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起飞。许多人将这一“香港奇迹”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经济，以至于不少人在理解“一国两制”概念时，特别强调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不变，甚至认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取决于能否保持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不变”。但是，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更大眼光看，“香港奇迹”是地缘政治和全球冷战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比如1949年之后江浙、上海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内地难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全球化的兴起等等。您这一代是伴随着“香港奇迹”成长起来的，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奇迹”？如何看待今日香港面临的问题？昨日的“香港奇迹”对于今日的香港是否会变成思想“包袱”？
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香港自197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既有大的国际环境因素，（正如你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也与香港自身的优势有关。有些亚洲经济体也处于同样的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但是并不是都能发展得像香港一样好。香港经济和法律制度完善，港人自强不息、拼搏进取，亦能捕捉机遇。我们的成功要素，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寻找发展机遇。
今天，香港要继续发展，也必须了解世界大势和自身优势。近三十年，最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日益紧密、息息相关，这也反映在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香港的挑战，是如何能更好地配合国家发展的方向，发挥自身的优势。进入21世纪，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就是人才的竞争。香港这些年来大力投资于教育，提升港人的素质，同时也设法吸引人才。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香港要继续发展，第一要看准形势，第二要汇聚人才，把知与行有效地结合起来。
过去的成功，不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反之，它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扩阔了我们的眼光，为香港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香港以自由经济著称，但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却面临了“亚洲金融危机”巨大冲击。这场金融危机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汇率自由浮动等标准药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您作为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亲自参与并指挥这场“金融大战”，并取得胜利。我记得，您在总结这场金融危机时，特别强调这场危机“对传统的自由市场信念以及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金融架构，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今天，香港又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请问，您如何看待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香港在享受自由经济的好处时，如何克服自由经济本身的弊端？
曾：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与其他地区比较，我国受影响较小，在危机中凸显了经济强国的地位，香港虽然也相对稳定，但亦面对不少挑战。
香港经历每次金融风暴后，都能够汲取经验，更上一层楼。我们已经从最坏的境况中走出来，现在要做的是为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部署。
面对数十年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了“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策略，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企业营运的顺畅，和市民就业的安心，并且把握机会，凝聚社会共识，规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切实推动六项优势产业，为香港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虽然全球经济渐见复苏，但我们仍然要对金融市场的波动万分警惕。第一、要看到各国金融体系受到的破坏仍然有待修复；第二、要注意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措施作用减退后，复苏会不会后劲不继；第三、要注意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退市行动可能引起震荡；第四、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我们认为，世界各经济体要促进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各地制订退市措施时，要互相协调。香港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改善全球经济管治和改革金融市场规管，并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相关讨论。因为有效的监管制度，是自由经济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向来稳健，在这次环球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并没有出现系统性问题。但香港会继续提升本港金融机构规管制度，同时兼顾市场发展和保障投资者。特区政府和监管机构亦因应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中所汲取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加强教育和保障投资者的建议。
《中国经济》：众所周知，香港之所以能有效克服1997年金融危机，与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中央以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特区政府的后盾，并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稳定整个东亚的局面。请问，您当时如何理解中央在香港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央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措施，确实对稳定区内的金融市场起了莫大的作用。长远而言，香港的金融发展有赖与内地保持互助、互动和互补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在互惠双赢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原则下，发展成汇聚国内外资金及人才的国际融资、资产管理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循以下方向发展：
(一) 强化香港的国际化市场，提升质素及竞争力，汇聚人才、吸引资金、金融机构和产品；
(二) 强化香港作为国家推进资本账目开放及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试验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人民币业务产品及服务；
(三) 利用“先行先试”的模式，扩大香港与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双向流通；
(四) 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在境外首选的国际融资市场，提供上市集资、债券融资、国际资产管理、对冲风险等服务，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扮演桥头堡的角色；
(五) 全面加强两地金融市场的联系，包括金融基建的连接及信息的交流。两地监管机构加强合作，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安全。
《中国经济》：我仔细比较了一下特区政府在1997年和2007年的两份《施政报告》。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先生提出香港要“摆脱了殖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理局限”，“国家发展前景壮阔，香港必定从中得益”。而您宣读的2007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香港“要用整个国家的视野去看香港”、“定位香港”。从董先生提出香港的政治远景到您进一步明确对香港的定位，都把香港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反对声音，认为香港应该保持自己“世界自由港”的定位，担心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会模糊“两制”的界限。这种声音从早期粤港合作到最近关于“高铁”争议一直存在。您如何理解这种反对声音？
曾：把香港看作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香港保持“世界自由港”的定位，两者并无冲突；相反，可以相辅相承，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独特优势。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珠三角地区加强经济融和合作，已经成为香港的普遍共识，政治上也获得跨党派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