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苏小和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的得意门生，老师获奖，学生自然激动不已。毛这样描述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核心： “ 复合共和制理论， 其实解构了国家理论。奥斯特罗姆遵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以，其自主治理的理论， 并不是国家和私有化之间的中庸。是个人主权基础上的自主治理，而且还是对国家的替代，她的眼里没有国家，只有复合共和国，或者多中心秩序”。 1990年代，毛开始接触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 并翻译了她的著作《复合共同制的政治理论》（ 上海三联，1999）。2000年。毛寿龙和他的夫人李梅访问美国印地安纳大学，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系统且深入的了解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体系。回国后，毛便开始主持和翻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一书，首套丛书包括六本，即《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多中心治道与发展》、《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而正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之道》，让奥斯特罗姆最终问鼎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毛寿龙显然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的学者，除了翻译导师的著作，他还开发了中国本土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分析框架，试图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应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逻辑，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实践进行分析。 台湾学者汤京平博士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非常景仰。他在给大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讲习班讲授“公共政策案例研究方法”时，指出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并且认为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大陆最有影响和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 事实上， 大陆还有一位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高足，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王曾经在2000-2006年跟随奥斯特罗姆夫妇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的治学和为人十分敬仰。王回忆道，导师在印第安纳大学是出了名的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哪怕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依然每天努力工作，到办公室与同事和学生交流，从来不打算退休。 尽管奥斯特罗姆对学术研究要求极为严格，但他们对待同事和学生的平等精神却像春风一样，给予王建勋深深的影响。王建勋说，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工作坊”里，在知识和学术面前，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成立三十五年的“工作坊”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同人们在那里践行自治，愉快地生活，努力的工作。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社会每个人的福祉。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她来到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并在政治学系任教，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荣升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并曾于1980年代担任政治学系主任，还是该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1974年，奥斯特罗姆与丈夫一起在印第安纳大学组建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and Policy Analysis），效仿作坊里手把手传授的师徒关系和技艺培养模式，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 这听上去甚至有点像中国的私塾。在这样传统的学术环境里，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致力于研究自治问题，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夫妇将公共选择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并使布鲁明顿成为公共选择研究的三大基地之一（另两个基地是弗吉尼亚和罗彻斯特）。后来，他们更是将“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国际研究中心，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数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各国学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对警察、灌溉、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致力于分析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其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这大大推进了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显然，与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相比，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人们的自治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这听上去的确很美， 所以毛寿龙和王建勋等人这些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层面和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意识到奥斯特罗姆学说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可谓不辞风雨。尽管眼下的中国，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是一个敏感词。在一个连基本的分工都没有完成的国家，那些骄傲又盲目的官僚们，可能会对奥斯特罗姆不屑一顾，但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完善的社会，人们自主治理公共事务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路径。除非有人愿意把这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强行拉回到蛮荒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