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东升的责任与使命
是的，陈东升应该就是这样一名企业思想家，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在繁复的企业管理之余，总是有热情对经济、对历史进行一轮又一轮深度思考。
陈东升有一篇名为“中国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命运”的文章，人们印象深刻。
陈认为， 中国企业的建设性起步， 其实从鸦片战争就已经开始。“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提前的行动，而是滞后。郑和下西洋之后四十年，就是哥伦布的航海活动，再就是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到1840年鸦片战争出现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过程，在欧美，一个崭新的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形成。而中国的企业建设却一直无从开始。如此看来，鸦片战争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觉悟的开始，也是中国企业家起步的地方。”
这样的表述意味着陈东升是在百年中国历史的流变中思考企业家，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当下的财富积累。沿着这样的思路，陈东升把新中国60周年的企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两个时期。一个阶段是从初步的农业国迈向初步的工业国，主要是一五、二五建设项目，156个工业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两弹一星。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初步工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全面建设和形成市场经济体系。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开始，一个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应该说，从2020年到2030年之间，一个发达国家或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在望。
显然， 身处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百年历史变迁中，同时又赶上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时代，陈东升信心满怀。在这里， 陈的信心与经济学有关，他看到的成果，“一是宏观方面以价格改革为核心，建立和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二是微观层面的改革，实际上是所有制改革，或者说是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的终极结果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本质和结果，就是新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和崛起，这才是我们最为期盼的最伟大的成果。”
应该说， 正是这种具有浓厚历史感的思考，陈东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30年来，中国企业家呈现出3个代际的粗线条划分。早期孕育的企业家群体主要按所有制划分，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户、中外合资企业等。1992年是一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92改革派的企业制度探索取得醒目的成果。该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和《股份公司试行条例》，中国企业家的制度建设开始真正拥有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架构。继之，1993年《公司法》出台，1998年《合同法》出台。92派的改革成果开始催生出更多的企业家，大量有企业家禀赋的创业者开始以下海的形式切入企业建设行业。而到1996年之后，新经济企业家出现，在互联网领域，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团队的期权制开始呈现，这是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制度创新。中国企业家群体由此站在产权的高度，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关键的部分之一。
这是陈东升思考之后的历史性梳理，按照这样的学术框架，陈东升本人应该就处在92派企业制度的探索阶段。三代企业家的特征由此具有了历史意义的重新解读。80年代第一代企业家产权不清晰，主要按所有制划分，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承包制；第二代企业家则力图建立产权清晰的架构，通过股份制，通过有限责任来建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股份占据多数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家开始拥有自己清晰的职业经理人地位。而第三代企业家则基本立足于网络时代，创始人制度和创始团队的期权制度让新经济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制度高地和道德高地。
也正是这样的代际变迁， 当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比如中国企业家第一桶金的道德审判，也就是企业家们的原始积累究竟是否存在原罪；三代企业家的核心精神，这种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变化对中国3代企业家带来的影响。这种朝着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进发的态势成为中国企业家生存的主要环境，它解决了中国经济微观制度原动力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按照现在的企业制度建设继续走下去，中国企业的持续建设，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都将得到稳健的发展。
由此， 陈东升注意到了中国三代企业家不同的命运。陈东升肯定了在所有制度不清晰的历史背景下为中国企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企业家先驱们，他们从一开始就摸着石头过河，顶着原罪的帽子辛苦探索，为中国企业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的原罪审判，事实上是一种制度的缺陷，是一种创造和发展的不公平与不自由。这代企业家沧桑、厚重，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必须时时尊重的一代人；陈东升当然非常看好1992年下海创办企业的众多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有使命，有卓越的冒险精神，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中坚；与此同时，陈东升也非常认可海归派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带来的创始人制度、创始团队的期权制度，丰富了中国企业的制度建设，为更多的本土企业的产权改革带来了新的视野，也为当下中国人提供了更新鲜，更全球化的生活范式，他们的特征是开放、阳光、新锐；另外，他更关心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大量草根性的私人企业家群体，他们完全立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原理，在没有过度挤占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创造和发展出了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私人企业。
三代企业家的命运历程，事实上就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缩影，就是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价值被社会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创新到制度模式化最终确立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陈东升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们，前所未有的看清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企业家思想的不确定性
站在陈东升思考的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他的历史梳理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框架和范式。由此，我们既可以解读历史，也可以观察当下。
有一个现象众所周知： 当代中国企业家， 尤其是一批学院性企业家，都深深迷恋制度思考，迷恋历史思辨。这在世界企业家历史中可能都是一个异数。我们的意思是说，通常情况下，企业家只需要关注企业的发展，而不需要思考历史，思考制度。后者可能是一种错位，或者说是一种宏大叙事。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一般意义上，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重要主题之一。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 一个时代的企业思想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档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使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 在中国， 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 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相信，无论是学院思想家，还是企业思想家，都必然来自历史，又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某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之中。
中国企业思想的源头
沿着陈东升的思考轨迹， 我们眼里的中国企业家思想，第一个历史源头，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现在看来，洋务运动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经济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李鸿章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有意思的是， 就在这种政府大面积操纵的企业史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立志介入民主立宪运动的足迹。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一本专门研究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有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对君立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由此， 企业家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了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驺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企业家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历史真是其来有自！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显然与历史有关，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可能我们的企业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说一直处在某种试验状态。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最终成为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又多难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的实验品。
感谢市场规律， 从现在开始，中国企业家的思考总算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让我们把这样的进步看成是一个转折之地，过去是乌有之乡，而未来则脚踏实地。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价值由此凸显，并将最终成为我们历史课本里最为醒目的一部分。
两个版本的现代化
最近，我经常思考一个现象：历来，中国在经历社会动荡分裂后，总会出现了一个强势政权，而这个强势政权会带来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你看中华民族历史上，版图大、实力强的五个时期：汉帝国、唐帝国、元帝国、清帝国，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五个政权的出现基本上都是经历长时间分裂后，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进而造就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当然，这一解释用到现在有点牵强，因为现在已经是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不能进行简单类比。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邓小平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动乱之后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百年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延伸。
按照这个历史框架，我发现6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苏联式版本，一个是现代西方式版本。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前面的中国经济，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经济，传统的农耕文化和高度统一的皇朝计划模式结合在一起，导致这样的经济职能适应区域发展，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没有一个开放的视野。一旦面临全球化的态势，这样的经济形态必然面临不适应，由此出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最大的特点，就是艰难转型：旧的经济范式持续在社会上传承，而新的经济范式尚未真正确立。因此，在每一个领域，包括文化、经济、社会等等，都能看见新旧范式彼此牵制的种种现象。
中国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 当然也离不开这种新旧范式交替作用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第一代企业，必然是我们日后要反复诟病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或者干脆就是彻底国有企业的形式， 直接由政府来操作企业生产经营。对于这种情况，我想说明的是，作为后人，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提着头发升天，当时当地，他们只能采取这种国有模式，不可能一步登天，直接奔向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种历史的演进，所以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企业建设的历史终于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身影，家族企业成为主要的商业模式，基于家族精神的企业创新精神开始在中国繁衍。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由于日本人的战争影响，中国企业建设的这种历史脉络被人为中断了，直到1978年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我们才重新找回这样的企业传统。
这是一个基于历史框架的大三代概念。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辛亥革命之后的家族式企业家、改革开放时代兴起的新一代企业家，共同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相对于这种大三代的概念，我还有一个小三代的概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队伍特征的历史演进，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柳传志先生和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周冠武先生，等等，他们完全来自于旧体制，完全从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出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带有原罪，但他们才是改革开放时代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而所谓的第二代，我命名为92派企业家，就是在1992年由官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群体，这包括了我、冯仑、潘石屹，还有我的师兄弟田源、毛振华等等诸多人物；而第三代企业家，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发力的企业家，如大家熟悉的田溯宁、张朝阳等。
站在这种历史演进的轨迹上，我经常说，鸦片战争是觉醒、觉悟的开始。这个开始有两个逻辑：一是社会层面的改革、改良，进行维新革命；二是在思想领域进行中西文化碰撞。在这两个逻辑的指导下，100多年来战乱与屈辱的历史到1949年才宣告结束，当然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十月革命的世界大背景，同时还有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由于经历了中国革命，费正清更能了解冷战时期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变迁， 因此，他认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推手。在我看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60年也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真正的崛起史，而这60年又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那时，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就是，采取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剥削农民，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走上重化工业的道路。可在中国，一五、二五156个大项目取得巨大成绩，使中国的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了几十年，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处处受阻，因此放弃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化道路，转向西方的现代化就成了我们的第二个版本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提倡市场经济，并采取发展轻工业、出口两头在外的模式来积累资本，而这也成为我们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的行为就是搞中央集权。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这样的评价也有道理，但如果从我提出的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靠工农业剪刀差，靠全国老百姓节衣缩食完成工业积累也是必须。而当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在本质上还是保护农民生计。对此毛泽东也曾说，我是农民出生，当然知道农民生计的重要性，但要抗美援朝，要工业化，就必须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学习性很强的组织。它一直在完成一个使命，也是自1840年以来我们多少代人共同追求的理想－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总的概念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工业化。
保存存量，发展新的增量
对于这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在现实生活中，第一个版本更多的被忽略了。我想说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弃旧图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确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衰败，我们很自然地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十几年经济史一同进行了否定。我本人不这样看问题，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应该是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积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个落后国家，中国人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完成现代化建设，这与当年苏联的模式影响力有关，也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抗有关。现实中，这条路无法继续走下去，它对农民的占有，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极致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如人民公社。其实，它也有理论指导，这就是公有制。如何体现公有制呢？那就是合作化。其实，合作化是低级的公有制，人民公社是高级的公有制，它的理想模式是实现全民所有。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在人们之间实行按需分配。按需分配的社会基础是什么？那就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现在，虽然我们放弃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了计划经济，但这种经历为我们的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一方面它是一种试错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它的确为后来的经济建设留下了必要的积累，如国民经济体系、三角政治关系、两弹一星等等。同时，中央集权与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制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成本低、效率高、速度快的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
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推动的现代化，还是现在所谓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范本的现代化，两者都是依靠农民实现的。毛泽东时期依靠农民开垦土地，进行原始积累，现在依靠农民廉价的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所以，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基于农民的劳动，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农民解放的结果。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是“全球化”，什么叫全球化？在我看来，中国的农民兄弟和美国的中产阶级之间的互动就是全球化。中国生产物美价廉的工业品、生活用品，以供美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这就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和美国经济的高度契合。
学习中国经济史，我们会发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企业基本都是官办，没有民办，中国资产阶级也萌芽于一战之后。那时候，民营企业在南方兴起，如荣毅仁家族。它们主要经营纺织、面粉与丝绸，另外还有香烟、火柴、肥皂等。这一发展态势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现在，我们在讲述改革开放30年历史时，无论是第三代企业家，还是第四代企业家的崛起，他们都与港台企业家有着相差甚远的背景。强烈的使命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与其他国家企业家阶层不同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时，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都转向了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而忽视了国有企业的作用。其实80年代早期，国有企业放权，进而形成了承包制，随之涌现出的一大批国营企业家阶层也不能被忽视。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人们一直持有统一的观点，那就是保存存量扩大增量，非常有价值。在保留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市场，让民营经济起来。保存存量，增加一个新的增量，这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民营企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出现。
156个项目完成了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布局
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国有企业与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早期国有企业承包以来，代表人物是首钢第一任厂长周冠武。现在的国有企业的格局则由朱镕基主导，这一改革源于国企的严重亏损，主要是90年代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三角债。所以朱镕基从上海市长调到中央主管经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在发现债务巨大而无法清还时，债转股措施出炉。实际上，朱镕基走了一条很值得肯定的道路，他的目的是搞活国有企业，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私有化。搞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些资源垄断性企业在香港、海外上市，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重组，所国有企业置于现代企业的框架中。但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被接受，在人们看来，这无异于将好资产卖给外国人，从而使本国人民分享不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回看历史，发现我国企业的地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提高。因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而经济一旦恢复，企业的地位就会随之提升。但实际上，企业地位稳定的最活跃主体还是毛时代的156个项目，这是最根本的。当年毛泽东与苏联达成协议，它们帮中国建设156个项目。在我看来，这156个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因为这些项目全由苏联援助，那个时候苏联是我们的大后方，所以这156个项目在北方布局很多，比如东北。
因此，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工业基础与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建立在这156个项目之上。当年，国民党没有给后来经济的发展留下任何东西，日本人倒还留下了一些，如鞍钢。另外还有铁路。所以这156个项目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它完成了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国民经济的布局，它填补了我们的许多空白。有人问，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功绩是什么？我认为，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功绩不是建立了我国的核工业与汽车工业，而是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实际上，为了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已经开始送高干子弟到苏联留学，有意识地培养这些行业的人才。如后来被誉为“中国汽车之父”的陈祖涛——陈昌浩的儿子——就曾被送往苏联学习工业。二汽的陈清泰，一汽的耿兆杰，另外还有成立中国企业家协会的时任计委副主任的袁宝华、50年代鞍钢的一把手吕东等，在早期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分析中国领导人出处，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来自大型国有企业，如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吴邦国、黄菊等等，而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又都来自毛时代的156个项目。因此，那时的156个项目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回望过去30年另一个版本的现代化历程，我认为，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通过30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价格改革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秩序，建立了以产权改革为导向的微观经济秩序。在这两个大的经济秩序背景下，我们拥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使我们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发展与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一直坚持的土地国有制度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益，以及我们拥有的丰富又低廉的劳动力，都成为我们新一轮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而在另外一个轨迹上，我们一直在模仿，从模仿苏联和东欧，到模仿日本，从模仿新马泰，到如今模仿美国，这种模仿在一个侧面也佐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事实上由来已久。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正是我提出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的基本理由。
不能忽视国有企业的作用
现在，人们总想否定掉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而实际上，这样的简单回忆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它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乡镇企业，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不能被忽视。在开放之初，国有企业如果不率先进行改革的话，市场的其他组成要素就会是有心无力，因为当时市场主体是国有企业。
现在，在朱镕基的国有企业资本市场化后，我国国有企业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彻底走出来，但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如果将来某一天国家资金短缺，为了筹集资金，那政府就会卖掉国有企业的股份，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的完全社会化，这与美国企业有点殊途同归。
最初美国的企业多为家族企业，但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些家族企业开始越来越社会化，进而演变成公众公司，而美国企业的高效率也正是源于其股东与管理层的分离。这里股东基本上就是基金，而基金为公众持有，因此为了为公众谋利益，基金与管理层展开博弈。德国、日本企业无法做到这样高效的原因也在于此。日本企业基本上都是交叉持股企业，如做汽车的企业既生产发动机又培养销售人员，而这样庞大的利益共同体阻碍了效率的提高。这也就是企业模式，美国企业股权高度流动、管理层高度市场化，而日本企业依然互相参股，家族式管理致使利益关联盘根错节，因此在独立的范围内日本企业的效率显然要低于美国。
而关于民营企业，看到企业戴红帽子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觉得好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其中的奥秘。那时，国有企业是信誉的代名词，在对外宣传时，不是国有企业的企业也要说自己是国有企业，这就如同今天不是品牌的产品说自己是名牌。因此，企业愿意戴红帽子主要也是希望沾点国家信誉的光。因为那时个体户就代表不入流，说到个体户，人们想到的也是皮包公司。
因此，我总讲一个概念，如果我早五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下海，我或许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也有可能犯错。这与社会的价值认同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关注点是政治与社会改革，经济被边缘化了。但我认为，当某一天中国人都想发财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不可能出现人人都想发财的情况。但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则很明显的显现了中国人民发家致富的愿望与热情。
随着下海潮的出现， 企业家群体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我们将企业家分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现在则变成了本土派与国际派。相对应的，在政治上，我们讲究正统的马列主义与西方化， 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的“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私有化”。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已成为一个共识。在这样的环境下，激进改革的方式就是引进国际方法，因此当时最时髦的词就是“与国际接轨”，或者说“国际惯例”。
追溯下去，“国际惯例”这个词由我们第一个提出，随之被广泛关注。当时，我们正进行500强企业评选，采用的评比标准就是国际上惯用的销售额。因此，在我所撰写的新闻稿中第一次出现“国际惯例”这个词。这一新闻稿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影响范围可以想象。同时，500强企业评选对国家贡献也很大。因为，传统上，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与准则评选出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但对西方投资人来说，这样的评比非常陌生，缺乏认同感，他们只想知道所投资企业是不是500强企业，而我们的评选刚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评选结果出来后，某些企业为没有进入名单而找我们理论，用各种数据向我们证明它有进入500强的实力。从这也可以看到，业界对这个评选的重视与肯定。并且在这个评比中，我还发现在入选前100强的企业名单中，采掘业和冶炼业约60余家，根据这一数字，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在地理分布上，这100强企业中，辽宁占了50家，紧接着是上海，两者占据了80%。
但现在分析500强企业名单，我们会发现其中有90家在北京，为什么呢？金融是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就是计划经济带给北京的总部经济。过去，计划经济下，部转变成公司，兵器工业部变成兵器工业总公司，传播部变成传播总公司，另外还有八大外贸公司，如中粮、中化等等。这为北京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它又与毛时代的现代化计划工业道路分不开。大家经常说，劳动力、资本与技术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三个核心函数。计划经济下，这三者是如何满足的呢？人才的主力军是我们大量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技术是我上面讲的156个项目，资本则来自对农民的剥削。
所以说，我们不能总是将目光锁定在计划经济不好的一面，而忽视掉其它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比如小县城中的通电、修柏油马路都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那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还是做了一些实质性的事情。
我们的身上都有历史的胎记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它是一段畸形的历史，我们谈论现代化就应该将这段历史剔除在外。那时，为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缺衣少粮问题，毛主席开始强调“大”的思维，并且在社会领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领域以粮为纲。到今天，这些都备受批判。历史是公正的，我们无须为它辩护。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习惯用二元思维思考或评判问题，比如这次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否的事件。国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它看重民意，进而被民意挟持。最近，有人问我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看法，我觉得这类书的质量应该不会很高，它们在严肃类学者中应该也不会太受欢迎。当然我还不算严肃学者，充其量只是一个票友。但也正如人们所说，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冲突。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冲突在改革之初就已经存在，那时持有传统思想的人看不起西方、排斥西方，但后来不得不向西方投降。五四运动实际上就是传统长期强烈排斥西方思想文化，进而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的总爆发。洋务运动时期，我们认为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于是进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我们又追究到更深的精神层面，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出现，传统向西方低头，这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
在我们的身上一直都存留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胎记，我经常跟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这句话说起来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成长路程的共同心态。所以直到现在，我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本家与马仔，或者雇主与打工仔之间的关系，而更类似于领导与部下的关系。这在外国企业家，甚至港台企业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美国作为统治全球的单一力量的时代即将终结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很早我就有过描述，那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结构服务化。上面我讲的两个版本的现代化是两个平行的概念，而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一个历史纵轴的概念。毛泽东通过156个项目、两弹一星等完成了中国从农业国到初步工业国的转变，并在冷战时期选择了一条游离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三条道路，而世界整个逻辑就从那一刻开始。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冷战时期，苏联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呢？那就是创新。创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创新，属于科学活动和思想活动；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创新，这个层次最核心的是企业和组织制度的创新； 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创新。冷战时期，苏联的第三层次创新——国家创新——是存在的，这就让它具备了与美国进行竞争的能力，但它实施的计划经济，阻碍了个人创新与社会创新的发挥。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大量引进西方的发明创造，用以弥补自身基础创新机制的缺陷，并以此支撑经济发展。这似乎与人们所熟识的“后发优势”有点相似，但它不完全是后发优势，因为当时的苏联已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它的军事、高科技与工业都非常强。但大家都知道， 苏联的崛起依靠的是二战，依靠的是二战后对德国人才、机器设备等的无偿占有。
当毛泽东完成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国的转变之后，邓小平进一步将初步工业国变成了新兴工业国，而现在我们正从新兴工业国向发达国家迈进。这一发展路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学发展观，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清楚认识。但它绝不用西方的语言，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向人们述说，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聪明之处。比如，我们的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西方所说的新兴工业国，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就是纯粹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协调发展。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经济的成功增长模式实际上就是“两头在外”与大循环经济。可随着发展的加速，各种矛盾凸显：沿海和内地的矛盾、城乡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外向型经济和内需经济的矛盾。
按此演义下去， 十年后中国会怎样？从国际上来讲，我认为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美国作为统治全球的单一力量的时代的终结。同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我相信，到明年，我们肯定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而到2020年，在经济总量上我们会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最核心的国家。
创造自己的民主新路
在中国内部，从经济层面讲，人均居民所得非常重要。按照国家的战略目标，2020年我们要实现人均居民所得再翻两番，也就是这一数字要达到4000美金。去年，我国人均居民所得已经超过3000美金，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我们一定会提前10年实现这个再翻两番的目标。
但这样的一种计算方法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每年的增长率是一个静态，而每个国家的发展现状是一个动态。后发国家怎么起步？在经济增长模型的三大要素：资金、技术与人才中，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人才可以通过留学培养，资金则可以通过出口换得。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之初外汇短缺，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要采取什么战略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呢？那就是进口替代战略。什么叫进口替代战略？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引进产品生产线，用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在我国，早期赵紫阳就曾大量引进彩电和冰箱生产线，从而替换了人们对彩电、冰箱的进口。
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国家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其表现形式是本币的持续坚挺与服务业能量的释放。在我国，释放服务业能量的意识还不大，如一碗面条在美国售价一美金，在中国则是一块人民币，中间有着7倍差额。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购买力评价”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100美金在美国所能购买到的服务与100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到的服务之间的比较。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是1：1的关系，也就是说1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到的服务，在美国大概需要花1美金。这就显示出，人民币被完全低估，其升值的空间也非常巨大。而如果我国服务业能量能够完全释放出来，劳动者的工资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国GDP也会迅速增长。因此，在这两个有利条件下，我才会得出人均居民所得从3000美金提升到10000美金，大概只需要8-10年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会超过10-15年。
人均居民所得达到10000美金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如同今天的韩国与台湾，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基本解决。因此，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变化会出现在农村，中产阶级也会迅速崛起。而当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60%，服务业占总产业的60%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迈入了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时期。
而在区域结构上， 中国经济与人口一定会向一些地区与中心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冀，这三大经济带大概可以容纳中国经济总量的50%，人口的60%，其余部分则会以沈阳、成都、武汉、昆明、重庆等内部中型城市为中心形成辐射带。所以，未来中国会出现5-8座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20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几百座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因此， 在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会一点，那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后代解决。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对此，我始终坚持的一个看法是，有法制的国家才会有民主，而有了法制，民主才会成为文明。这个逻辑顺序不能颠倒，高度法制的国家、高度民主的国家才是高度文明的国家。所以，其实中国也可以改良，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民主新路，因为就如温家宝所说，所谓的民主就是监督，就是制衡。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有5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转型)；第二，政府主导经济；第三，经济开放稍微过度；第四，新兴经济体，现在正向中等发展国家过渡；第五，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以美国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而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重点应该在于将经济回归市场与大社会小政府。本质上，这两个层面的含义就是放开民营经济，从而实现民营经济更好的发展，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为实现这两个任务铺平政策的道路。
将不能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代
当然， 现实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其中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与利益方纠缠在一起。要解决这一问题，用老话来说，就是倒逼机制，比如此次的金融危机就迫使政府下决心做两件事：扶持中小企业与农村。对于中小企业的振兴，国家一定会支持。但实际上，经济是一个生态，而所谓的生态一定会有自身必须遵循的规律。比如一个大企业身边环绕着100来家中小企业，而如果没有这家大企业，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该卖给谁呢？另外，现在人们经常听到的“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件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拉动很慢的事情。人们总是习惯于简单看待经济，解决就业确实应该依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也确实在搀扶着大企业发展，可如果没有大企业，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到一定时候，随着社会保障缺口的增大，人民呼声的增加，政府就会被迫卖掉国有资产，用以填补社保的缺口。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乐观情绪，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我的方法论，就是用100年的历史眼光来分析问题。比如我上面所说的，将不能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代，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它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解决，而会需要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时间。
这样， 我们可能才有持续的战略承受能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它不会毫无选择的接受那些对它投怀送抱的小国，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它还必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比如前一段时间，南斯拉夫对外宣布说将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省，但俄罗斯对此没有回应，为什么？因为现实情况不允许，俄罗斯的应允无疑会自找麻烦。当中国成长为世界老大的时候， 更应该多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老大”，并不是主宰世界的意思，而是一种向往。我经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的理解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会最有钱，而是表示21世纪的中国充满机会，从而吸引大量的人才与资金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