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亚布力观点：那投资百度周期大概有多长？ 李建光：我们投资百度是在2000年左右，它上市是在2005 年，但真正创造价值却是在2006、2007 年，那时百度的股票从十几块涨到了三百多块，所以算算我们的投资周期大约是6 至7年。 亚布力观点：您有投资网络游戏吗？比如说陈天桥的盛大。 李建光：我们没有投资网络游戏。但从这几年的形势来看，在互联网行业除了百度等搜索引擎外，网络游戏应该说是创造财富最多、盈利最大的一个领域。 很少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问题 亚布力观点：关于中国企业论坛这样一个企业家群体，您有什么样的整体判断？ 李建光：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是在2004 年，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说中国的企业家绝不局限于陈东升、王石、刘晓光等人，因此，要经常向论坛注入新鲜血液，这样才能为整个企业家群体不断带来新的思想与新的方法。所以当年我建议在亚布力年会上开设了一个分论坛，新经济论坛，邀请参加的人有沈南鹏、雷军、吴鹰等人。对整个组织，就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对他们都非常尊敬，因为在骨子他们都非常纯洁，这里所谓的纯洁就是说心中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思想。 亚布力观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国意识。 李建光：是的。他们对社会、对企业都有一个责任感，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东西。 亚布力观点：比如说改变时代。 李建光：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也非常值得尊敬。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一点上，我总感觉跟他们有所差别，也总是觉得很难与他们在道德、理想层面上称兄道弟，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行业，我所要想的事情非常单纯，那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因而也就很少站在一个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亚布力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与国家的高度。 李建光：对。我很少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去研讨诸如环保、国家宏观制度之类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与他们就有点类似于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中学生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如何升入更好的大学，而大学生或许就开始思考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善现有制度，报效社会。 亚布力观点：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十分看好您现在的这种状态，以及您对工作的认知，对企业经营、管理，或者投资的一个判断。因为在一个细分市场上，企业家关心的东西太多、太复杂，这就必然会影响他对企业的经营。 李建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中，如果仔细分析，很多事情是可以找到其出现的必然性。对一些企业家经常出席各种讲座的事情，有人认为他们这是不务正业，但我觉得，这或许与他本身企业的性质、经营的领域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去。 亚布力观点：不得已而为之。 李建光：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不得已，我们不需要去做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去做的目的与诉求。 亚布力观点：所以我们看到您投资的这些项目几乎都处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市场自由度比较强的行业，而很少是垄断行业。 李建光：从我们公司来讲，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永远不会去占国家和社会的便宜，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仰。我们永远是在为国家、为社会、为别人做贡献，帮助他们赚钱。 亚布力观点：那有没有身处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来找你们投资？ 李建光：：当然也有，但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们知道对这些企业进行投资，实际上的合作也是非常公平，但我们也很明白，这些企业中存在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 办法弄明白。 我不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人 亚布力观点：给我们说说您自己吧，您的教育背景是怎样的？ 李建光：83 年的时候，我以山东省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的经济系，也就是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87 年本科毕业后，我就直接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中国社科院招了120 人，我是唯一一个本科毕业生。大家知道，87 年刚好是改革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这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就是要参与到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中，并且要到改革最热烈的地方去，而当时改革最深入的一点就是农村改革，这也是我选择进社科院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有点自私了，当时我有一个老师在社科院工作，他在我面前对社科院做了正面的评价，而其中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不用坐班。老师说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自由，所以我也就义无反顾地进了社科院。 在社科院的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因为没人管，再加上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所以就特别懒散。在看了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粮食计划署的的官员来中国考察时的景象后，就特别羡慕人家所谓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工资，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75 块钱，但我陪他们在北京考察一天，他们就给我395 块。如果在外地出差，除了那三百多块钱，还会再加165 块。这让我觉得，他们太有钱了，也就特别想出国读书。但由于六四的爆发，我的这一想法直到92 年才变成现实。最开始我去了加拿大，硕士毕业后再去斯坦福读博。那时是94 年，刚好赶上经济不景气，很多经济学博士、硕士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在斯坦福呆了三个月后就回国了。回国以后，由于各种机遇进入了Crosby 集团，担任其北京代表处经理一职。在1999 年的时候，就加入到了IDG。 现在IDG 在中国的合伙人有七个，在时间上我加入的最晚，但直到今天也已十年有余，其它的人则更不用说了。领导团队的稳定，以及这么多年一起工作积累起来的合作经验现在都成为我们吸引投资人的有力因素。 但坦率地讲，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先设定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的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进社科院、出国留学、加入IDG 都是源于偶然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的有意为之。 出国念书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合作者有一位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在我要就读的加拿大大学当教授，他让我先去那热热身，顺便提高一下英语水平。听后，我觉得还不错，于是就实施了。94 年离开斯坦福之后，我从美国去了新加坡、香港、泰国，最后回了中国，回来后在家睡了半个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那时甚至想如果实在没机会就回学校念书。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了一个单位，走投无路的我也就去了，然后一直做到98 年年底。离职后，人又开始迷茫了，但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现在的一个合伙人，聊了几句之后，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干。但那时我还不是很情愿，于是又晃荡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答应了。所以对于你的提问，从我个人来讲，我始终觉得，人生的路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说在某个转折点正好出现了可改变现状的机会，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亚布力观点：我觉得，你还是与当时那个积极的年代保持了一点距离。
李建光：应该是的。 亚布力观点：多多少少还是保持了一点距离的，至少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卷的很深，不然您以后的道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建光：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很坚定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所谓的哲学指导思想。在申请出国留学那段时间，由于一拖再拖，将人折腾的够呛，所以当我拿到护照的时候，就在想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但事实是在国外待了不到四年，我就回来了。所以我也一直说自己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很容易改变一些想法，而从这也再一次证明自己比较单纯。 亚布力观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您确实比较单纯。 李建光：从人生的角度来讲，我喜欢自由，但这个自由不需要上升到很高层次，而只是说不喜欢有一大堆的琐事，不喜欢被很多人管等等，这完全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概念。即使我现在是创业者，在别人眼中也大小是一名企业家，但我还是更愿意用打工者的心态，用工作的心态来做我的工作，不去强迫自己，也不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让自己变得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