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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成了圣杯的最终埋藏地。自竣工后，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入口引发了人们的无数想象。 今年92岁高龄的贝聿铭一生设计了无数经典作品：1978年落成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为他赢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建筑奖；1979年落成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为他带来了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1989年，他进行了扩建卢浮宫的设计工作，这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巴黎十大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未经过投标竞赛而是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委托的工程。此外，贝聿铭还为我国设计了香山饭店、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等建筑物。 问：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您翻修卢浮宫。在法国人心中，卢浮宫是法国的形象。您当时有什么想法？预见到后来的纷争吗？ 贝聿铭：坦率来说，我起初非常吃惊。对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而言，卢浮宫是他们的一座丰碑，他们很难接受外国人来翻修它。第一次见面时，学过建筑的密特朗总统跟我说：“你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做得很棒，你很好地融合了过去和现在。”要知道，1941年，约翰·拉塞尔·波普才完成国家美术馆西馆，我设计的东馆只跟其相差40年，但卢浮宫有着800年的历史。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此，虽然非常兴奋，但我没有马上接手这个项目。我告诉密特朗总统，我需要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该项目，我需要一段时间来研究法国历史，来了解卢浮宫的本质。虽然有着任期等各方面的压力，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我去了4次卢浮宫，每次我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和思考：什么是它的正确之处？什么是它的不恰当之处？我们该保留哪些和丢掉什么？密特朗总统接受了我所有的建筑设计和规划。如果你不了解你设计的东西，你根本无法保护你的设计。在此后的争议中，这些准备非常有用。 问：卢浮宫很大，你将所有的分馆都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入口，但人们的注意力好像只在那个玻璃金字塔的入口上？ 贝聿铭：是的，所有人都关注的是玻璃金字塔，其实整个卢浮宫的内部重建才是精华所在。1983年，卢浮宫有7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独立的。因为相互竞争着空间和资金，每个部门的馆长甚至不相往来。因此在重修时，我们努力让7个部分统一成一个建筑物。我不知道密特朗总统有无意识到这个挑战的严峻性。但我们最终让它们在建筑上统一成了整体，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 问：现在大家对于建筑的讨论更多的是在讨论形式格局。从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的设计来看，您是个造型大师。您刚刚说的更多的是建筑物内部深层次的、更复杂的、纲领性的东西，您怎样将造型技术和系统思维结合在一起？ 贝聿铭：从1990年开始，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因为我的背景，我了解中华文明，我懂美国的历史。虽然我去过很多国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深刻地理解它们。 比如说，在我设计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新的一个机会，我并不知道所有的建筑出版物都乐于将其照片作为封面。最初，他们打算把博物馆建在国会大厦附近，最终，他们决定将其建立在Zeughaus军事博物馆附近。Zeughaus建于18世纪早期，最初是个军械库，后来重新装修成了博物馆。我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最初我以为里面应该就只是些军事机械，但结果里面却别有洞天，有大量关于普鲁士历史的宝贵资料。 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新馆的可见度很低，因此我用石英和玻璃透明化整个新馆。我接受这份工作，并不是因为想做更多特别的建筑物造型，而是想深入了解德国的建筑历史。在设计过程中，我深入地了解了建筑大师申克尔。在设计新馆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柏林的老博物馆。现在，我很喜欢他建筑风格的多元化，大到纪念碑式的建筑（比如德国老博物馆的柱廊），小到柏林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别墅。 问：正如您先前所言，在很多建筑中，您会表现该国的文化和历史。那您的多哈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注重表现什么呢？要知道，很多年前，卡塔尔是沙漠地带。 贝聿铭：卡塔尔没有很多的历史，很久以前它是沙漠，所以我不能将重点放在其历史上，我放在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上。在看了大量伊斯兰教的古籍和建筑物后，我逐步认识到伊斯兰文化的精髓。 最初，我认为世界上最棒的伊斯兰建筑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清真寺。经过研究，我才发现：西班牙南部的气候和文化对科尔多瓦清真寺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是我所寻找的伊斯兰教文化的最佳表达。我去了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无论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斯兰建筑物，还是土耳其的建筑物，都有着其他宗教的痕迹，不再是纯粹的伊斯兰表达方式。 在开罗，我接近了真理。图伦清真寺对我的作品的影响最大：用于洗礼的喷泉外有三条双层的走廊；主体建筑的外延式几何图形的演进，从八角形到四边形再到圆形。在阳光下，通过不同的阴影重叠和色度的浓浅，这个古老严肃的建筑物展现了生机和活力。在图伦清真寺里，我接近了伊斯兰教建筑物的精华所在。 问: 在多哈的博物馆设计里，您不但加入了图伦清真寺的元素，也加入了其他的一些装饰元素，您是怎么考虑的？ 贝聿铭：在整体设计过程中，我始终忠于我在图伦清真寺得到的启发——朴素和简洁。我要设计的只是面朝波斯湾一面45米高的大窗户。无论是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的庭院，还是从耶路撒冷建筑物的内部圆屋顶，我总觉得伊斯兰建筑物应该积极地追求装饰元素。我也很喜欢埃及的穿孔的装饰品。遥远的滨海路上的人们都能看到新博物馆32米高的并穿孔的灯笼，不锈钢的圆屋顶的各面都有着特别的图案。 问：跟我们讲讲您在中国，在您的故乡正在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吧。 贝聿铭：苏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当然，并不光因为这是我整个家族居住了600年的故乡。苏州文化艺术传统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明清两朝，产生了很多学者、画家。这个项目让我再一次走进我的过去、我的家和我的祖先。 问：关于博物馆，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了，您还参与设计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建筑，比如说香港的中银大厦。 贝聿铭：是的，事实上，很多让我颇为自豪的项目都是高楼大厦，尤其是住宅项目。在纽约，我有两个此类的项目，一个是基普斯湾公寓项目，另一个在纽约大学。在那时，从建筑角度来看，那些项目都是最具挑战性的，你如何用高楼大厦对城市进行恢复和更新改造？就基普斯湾公寓项目来说，我有个极好的委托人肯多夫，在设计一个超高层公寓大楼时，他甘愿和我一起冒险，用混凝土而非砖块。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 我在1948年来到纽约并为肯多夫工作，当时我30岁，两年之后也就是1950年我获得了基普斯湾公寓项目。之后我得到了第一个博物馆项目——伊弗森美术馆，那大概是1960或者1961年。在那之后，我就非常忙，所以，我经常跟我儿子说：“不要奢望在你人生早期完成太多东西。” 问：您会为曼哈顿地区的重建提供一些建议吗？ 贝聿铭：不，那个项目需要10年的时间，我不想做一些我有生之年不能完成的工作。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极限，为什么要跟自己开玩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