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羊胡、深紫色对襟唐装。郭梓林坐在北京大学刚刚竣工的经济学院二楼的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里。还没来得及往空荡荡的屋里搬一本书，他就坐在电脑前用五笔不那么熟练地写书稿。 “我很笨，打字很慢，而且百分之三十的会打错，必须删除了重新打。但是，我不习惯口述。那样的话，我会没有感觉。”山羊胡子随同郭梓林的话语上翘下动，更平添了几分幽默。 因为学历和职称的原因，郭梓林的编制不能划归到北京大学。但是，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现在，他挂靠在经济学院管理的“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必须是编制内的老师，郭梓林自己只能委身做个“常务副所长”。 “公司里事务性的工作，我不再想管了，能不去的我都不去，能不管的我都不管。”郭梓林还身兼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副总裁，以及下属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科瑞集团是一家以在境内外投资、参股为主营的公司，旗下主要有三家境内上市公司和澳洲的数个矿业公司，总资产超过50亿元。如今，功已成身半退，科瑞集团对于郭梓林来说，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能从那里得到分红。 “落地”教授的企业家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准确的职业是什么。”郭梓林这样定位他现在的工作：用经济学来研究企业文化，然后通俗地表达出来。从1999年开始，他每年都有一部这样的书出版，而在2004年一年里，8家出版社一举给他出了17本书。去年，他的《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很畅销，但发行量依然赶不上他主讲的《企业常道》讲座光盘。他极善于演说，读他的书远不如听他说话那样津津有味。 “说我是披着商人外衣的学者，我认。说我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商人，我也认。” 郭梓林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当过工农兵，又成功地经营过国有和私营的企业，他觉得此前的50多年，自己一直在飘，坐到了北大的办公室，他才觉得“落地”了。 尊敬他的人，尊称他是“企业教父”。听到记者这么称呼他，郭立马慌忙地使劲摆手，胆怯地伸长脑袋：“不敢当，不敢当。最多算一个企业界的实践者、观察者、思考者和传播者。” 庆幸没有被关进去过 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让郭梓林停下来。“总相信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开始侥幸地违规，越来越肆无忌惮。终于，钱解决不了了，悲剧就上演了。”黄光裕的案子已经公诉到法院，定罪将至。这位昔日的首富，与生俱来的很多过人之处让郭钦佩不已。“可悲呀，到头来连自由都没了。”
郭梓林转过头望着窗外。无人打扫积雪堆在路边的旮旯处，只有能到春天才会融化。 “我们这代企业家赶上了好时候。‘下海’干什么去？就是去抢资源！政府允许你去抢、鼓励你去抢啊！”1989年，因为“专科（两年）”文凭而从普通工人越级提拔为江西建筑公司团委书记的郭梓林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三四年。“县 处级”的他自称已经看到了“司局级”是怎样的状态，于是不甘心去了下属的公司做总经理。但那里仍然没有他的梦，于是他和5个穷兄弟凑了5万元，创业科瑞。“但是我们这代企业家又是不幸的。一夜之间要搞法制经济，抢资源不允许了，不但不允许还要严惩，原来做企业的惯性突然之间行不通了。如果还要按照惯性行事，悲剧就来了。有些地方还要算老账，很多老账都是糊涂账啊。”郭梓林对幸运的定义很简单，“科瑞做起来了，但是我一天也没有被关进去过。” 痛苦，与幸福无关 “大学里有课程教我们怎么赚钱，但是没有教材告诉我们怎么用钱。”坐在校园里的郭梓林试图通过学者的视角去回答财富怎样才能转变成幸福。他建立了一个二维坐标，横轴是“肉体经历事件的复杂性”，它要求人生必须体验不同的经历，而要实现这些经历需要不断获得财富；纵轴是“心灵对经历事件的敏感性”，不敏感的心灵对再美妙的交响乐也会无动于衷。 即便是这个自己构筑起来的坐标，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郭梓林的所有痛苦。比如他的颈椎病，他本答应在元旦之前完成一部书稿，但是现在只能推到春节之后了；又比如，他希望他的每一场演讲都会爆满，为此他必须绞尽脑汁。 于是，他舍弃了对绝对幸福的奢望，他明白了幸福和悲剧并非非此即彼。像他这样一个拥有理想又对自己苛刻的人来说，痛苦是逃避不了的。如同餐桌上的苦瓜，接受它，反而会让佳肴多一种味道。 “因为逃避痛苦就放弃挣钱的企业家，不是好的企业家。”去年，科瑞参股7%的一家澳洲铁矿股票从0.17加元跌到了两分钱，公司很久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重挫了，这让6个合伙人足足痛苦了3天。3天后，几个董事几乎一致决定增资收购，控股至70%。如今，这只股票已经涨到了7分钱。 这也许是郭梓林参与科瑞集团经营的最后一次大战了。进入50岁，他已经对赌徒式地赚钱愈发失去了兴趣。他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寻找痛苦和幸福，同时让他做的喜欢的事情来创造财富。比如，他正缓慢地在WORD文档里修修改改，不时还要用右手捏捏正在发作的颈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