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这个11月，欧盟电影展。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月，由欧盟各国精挑细选的近30部影片，在京城各国的文化中心进行循环展映，北京和成都的部分影院也会进行持续性的公映。 《罪恶》，来自伯格曼故乡的青春电影 “想描述瑞典电影避而不谈英格玛·伯格曼是不可能的，就像那种惯用的形容，伯格曼像是一块湿透的毯子一样遮盖了整个瑞典电影。”弗雷德里克·萨林（Fredrik Sahlin）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文化新闻档特邀影评人，他如是总结着自己国家的电影。而当年那个只管走自己道路的离经叛道者，如今却被当成了一股沉重的阻力。 似乎正是为了这种偏见而来，本届的欧盟影展上，瑞典参展的是一部青春题材电影——米凯尔·哈夫斯特罗姆（Mikael H～fstr?m）导演的《罪恶》（Evil），虽然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公映，但是相当多的中国观众对于这部电影并不会感到陌生，它不仅是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也是同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最佳演员、最佳摄影三项大奖的获得者，当年，在瑞典本土观影人数就逾200万，成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瑞典电影之一。 《罪恶》改编自瑞典新闻记者、著名小说家简·库卢（Jan Guillou）的同名自传小说。16岁的少年埃里克·庞帝（Erik Ponti）与懦弱的母亲和暴虐的继父生活在一起，家庭的暴力驱使他成为社会的施虐者，并终于因伤害同学的罪状被公立学校开除。埃里克的母亲倾其所有，把埃里克送到一所高贵的私立学校学习，这也成了埃里克完成自己基础教育的最后机会，他向母亲承诺完成学业，谁知这所教化严谨的学校背后隐藏着更加肮脏的罪恶，埃里克徘徊在承诺和尊严的痛苦抉择之间。 虽顺利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罪恶》始终难逃争议。遭质疑的却是作为青春片，影片中却有一股潜藏性的暴力会不时地爆发，尤其是电影中弥漫的那种极其阴森、紧张的气氛，洞穿人性幽暗的恐怖，远比明确的暴力更加惊人。这样的故事自然让素来以温馨见长的奥斯卡外语片不以为然，但影片单在瑞典电影“金甲壳虫奖”上收获的那些奖项，也足以证明瑞典人自己有多么迷恋这略显阴暗的叙事方式。 哈夫斯特罗姆导演告诉本刊记者，小说《罪恶》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销售过百万册，是当时人手一册的瑞典语小说。“这本书让我难以忘怀，这是一个非常普适的青春期故事，我们都能够认同埃里克和他的斗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年轻，都尝试过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和道路，人无论在怎样的年纪，记忆里总有段青春的过往挥之不去，甚至会在各种各样的人生瞬间跳出来和当下的自己对峙。” 哈夫斯特罗姆导演坦言《罪恶》不是一部典型的主流青春电影，虽然也描写结局并不美好的友谊和初恋，将青春电影的元素悉数保留，但是原作本身的厚重让这部电影更多了一些纪念青春之外的意义：“我也希望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说，《罪恶》是非常不同的电影，我也确实从15岁到50岁的观众身上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馈，我从没有兴趣去拍一场年轻人的闹剧，电影是建立在关于强权、暴力以及人性的思考之上的，我所希望的正是能为那些已经走过漫长人生的人，和那些即将面对人生的人，都提供些什么作为鼓舞。这或许就是瑞典人说故事的习惯，甚至是瑞典导演的思考习惯。” 哈夫斯特罗姆出生在瑞典的南部，为了能获得学习电影的机会，青年时一个人搬到了斯德哥尔摩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电影理论，之后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继续学习有关电影制作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在瑞典国立电视台做了十几年导演助理、副导演、编剧，才渐渐获得拍摄电视电影的机会，拍摄《罪恶》时他已经44岁，却刚刚开始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二次长片创作，来之不易的成功更加意义非凡。 你知道，作为导演，你永远都不会事事满意，但是我很骄傲的是，《罪恶》和它的反馈如今遍布整个世界，是这部电影为我打开了许多扇门，让我得到面对世界的机会。电影是人与人交流，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一条伟大途径。” 如今，哈夫斯特罗姆导演生活和工作在英国，为好莱坞和维恩斯坦兄弟公司（Weinstein brother）拍摄影片，作品有《穿越追击》、《1408》，以及即将出品已被广为关注的《上海》，不仅汇聚好莱坞一线影星，也有巩俐、周润发等顶级华人影星参与其中。 他反而越发地坚定了自己身为瑞典导演的身份：“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是瑞典导演，走到哪里，我身上都有英格玛·伯格曼的影子，在我的成长岁月里，伯格曼是瑞典电影和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物，他描述内心的真实自我，他的电影手法充满力量又准确精湛。至今不仅仅瑞典人，全世界的人也还在看他的电影，我把这些都当成作为一名瑞典导演的骄傲。当然如今的瑞典导演，也在试图去创作非常多样的瑞典电影，但瑞典毕竟是很小的一个国家，没有那么庞大的电影工业，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地在交流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身份，我总觉得我们瑞典电影的今后还是会出现像伯格曼那样的大师，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齐勒维》，关于历史瞬间的审视和呈现 《齐勒维》（Zalary）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虽然这部捷克电影在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失利于《老爸的单程车票》（又译《野蛮人入侵》），但至今在欧洲电影拥趸眼中，《齐勒维》不仅是捷克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样是整个欧洲战争电影的里程碑，其分量足以匹敌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电影的主人公汉娜是一名医科女学生，抵抗运动组织中的一员，为了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她不得不接受组织安排，流亡到闭塞落后的山村齐勒维。为了获得当地人的接受，她与年长的锯木工人尤左结婚，但就在这座几乎被时间遗忘的山村里，汉娜爱上了尤左，适应了新的生活，但是命运对于她的捉弄并没有就此停止，再一次打破汉娜生活的不仅有纳粹德国的铁蹄，还有由德国扶植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到来。 电影改编自小说《尤左·汉娜》（Jozova Hanule），电影导演Ondrej Trojan向本刊记者强调，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并非全部虚构而来。“作者柯薇·莱葛图（Kveta Legatova）曾是一名小学教师，上世纪50年代工作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山区里，‘二战’时，她生活在布拉格，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调配到那里，所以汉娜的故事中既有小说的虚构，也有在山区教书时遭遇的真人真事，这是一部半自传、半虚构的作品。柯薇·莱葛图早在60年代就写成了小说，由于政治的原因，却始终没能出版，2000年我看到这本书的手稿，一年之后《尤左·汉娜》成为捷克最畅销的小说，所以，柯薇·莱葛图是在自己80岁时成名的作家。” 奥德佳导演说，一口气读完这故事时的震撼记忆犹新，虽然当时的小说甚至没有经过编辑，还是一叠由旧式打字机敲出来的手稿，但那时开始，他已经考虑如何把它搬上银幕：“这本小说与众不同，对于我的吸引来自方方面面，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样一个简单前提，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女性，这种在困苦中艰难求生是流行的电影主题，但是这样的电影的主角更多是浑身长满肌肉一脸英勇无畏的男性，女性就是它的与众不同，决定了故事的基调和角度。” 一部由女性出发的电影总难免关于爱情的浓墨重彩，《齐勒维》并不例外。但这部电影里爱情的起点绝不是汉娜问尤左“哪里是院子”，而尤左回答“到处都是”的那个时刻，和一般的好莱坞电影书写乡村爱情时整齐划一的纯美田园风味相比，齐勒维的乡野里却有充满虐待欲望的老师、流离失所的儿童、残暴的丈夫、强奸犯、乱伦者，还有因为战争而来的随时随地的死亡威胁，于是，上帝与酒精一起成为这里人的信仰。爱情的出现伴随着真实的温暖，同时也有现实的复杂，从对生的渴望，对庇护的依赖，直到灵魂的了解、交融，或者说，导演关心的不是爱情幻象本身的美丽，反而把爱情作为折射女性内心的镜子，映照出更丰富的存在。 “但是，你知道，无论是爱情，还是战争，我不喜欢在作品里倾向一个基本的主题，给我自己太多的限制。这部电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女主人公在命运的驱使之下，很不情愿地来到一个崭新而艰苦的环境中，在完全陌生的人群里，以迥异于过去的生活方式活下去；第二部分关于她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且在新的人群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获得了自己的尊重；第三部分，也是电影最有启示性的一个部分，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了，出乎意料地自相矛盾着，但又无比真实，罪恶来自那些说是要摧毁罪恶的人，来自于那些强迫这个女人躲进山村的人。我所关注的是，她怎么去应对所有这些改变，我想对观众来说，看到用自己人格的力量去抗争命运的安排，而不管命运本身如何荒诞和残酷，这是具有鼓舞意义的。”导演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拍的是战争电影，或者爱情电影，他这样为本刊记者解释自己故事的主题所在。 然而无论哪个部分的具体创作过程中，导演最关心的都是关于历史的真实：“齐勒维是一个悲伤的名字，事实上在捷克没有一个山村叫这名字，但我喜欢这个由小说作者想象出来的字眼，甚至拿来做了片名，让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始终注重如何去在虚构中填充真实，由小说到剧本，我最在意的是要为剧本描画出怎样的时代背景。我努力收集那样地区的人在‘二战’时生活的细节，走到山村里和老人们聊天，收集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所以，当第二版剧本定稿的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加入了所谓作为导演的话语。但是在拍摄前的准备阶段，我见到了小说的作者，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听到了更多关于那个时代、那些角色的真实故事，剧本就又一次面临改变，甚至有新的角色加入进来，我也进一步理解了这本小说让人着迷的根源所在，那些辅线故事里纷繁复杂的人，似有若无，却是作者用心良苦留待我们自己解读的角色，他们恰恰能把我们的视野放大，给我们真正意义上更宽阔的思考。” 或许就是为了把小说中的这种顿开与寥阔更直接地传递给观众，相对于呈现战时人类社会的幽闭晦暗，影片里的自然风光却明丽壮美，强烈的视听震撼甚至让《齐勒维》少了通常的欧洲电影气质，导演也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拍摄经历：“因为需要呈现出一年的4个季节，这部电影拍摄周期就超过了一年。最小的演员出生只有一个星期，而最年长的演员已经超过80岁了，无论是35摄氏度的高温里，还是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中，我们都在拍摄。为了留下那些美丽的山野风光，我们拍摄时常常和山里的动物做伴，山里的天气每10分钟就会变化，并且拍摄地又多半不通汽车，拍摄设备也是由马背进山里。为了《齐勒维》，剧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能量，这样的拍摄过程将会永生难忘。” 于是，导演把《齐勒维》当做他本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不否认电影本身的大制作和国际声誉的因素，但他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一部作品对于捷克导演自身，是一次对历史进行审视和探讨的过程。“对我来说，除去还原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呈现了某种历史的真实，并且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被我们限制在公共话题之外的，更不能拍成电影的真实。在一部电影里，你只可能呈现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但这一瞬间的意义在于折射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在我的国家里，因为政治的原因，历史的存在总在被不断地被改写，所以我愿意把那些谎言和裂缝放在我的电影里，比如游击抵抗运动的重要性，还有当时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些行径，虽然电影的表述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客观，但是，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公众拥有权力去探讨过去的表现。” 奥德佳导演出生在电影世家，他的父亲拉迪斯拉夫（Ladislav Trojan）是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活跃在捷克电影银幕上的著名演员，在父亲的熏陶下，奥德佳10岁开始在剧院里登台表演，剧院里各种各样生活背景的人，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电影的热爱使得奥德佳立志要考取电影学院，虽然考取的过程并不顺利，进入电影学院前的3年半他在一家师范学院学习数学和化学。 作为新一代的捷克导演，奥德佳坚持在自己的国家拍摄电影，并且把这当成赋予作品意义的唯一方式，他说在自己心里，捷克电影本身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捷克的特色在于有非常讽刺的幽默。和中国一样的是，捷克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地处欧洲的中心，所以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成分复杂的混合物，德国、犹太、斯拉夫等等都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目前，捷克电影的面貌是非常多元的，甚至不再像60年代那样说得出比较确切的学派，但我认为这也是好的，在过去的任何时候，文化都不能像今天这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相互促进影响，在互联网的时代，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作茧自缚把自己孤立在别的文化之外，我坚信文化多元的力量，比如中国电影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们广阔的国土是产生多元的绝佳土壤，比如我就非常希望能看到由西藏本地电影作者完成的西藏电影，因为我相信电影中这种本土力量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