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保增长就好比要自行车跑得快，调结构却是修理自行车，两者很难结合好。
时近年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线推进。
5月31日，一条消息引起了企业家和学者的关注。当天，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确定了年度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
《意见》中涉及的鼓励非公经济发展、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城乡改革、行政管理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等内容，在近期出台的政策中都有体现。
一些接受《浙商》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的改革正在提速，中国的企业家应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意味。站在2010这个“十一五”和“十二五”起承转合的关键年份，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非常坚定，正带领中国经济和社会悄然步入改革的深水区。
改革“深水区”
从最近一系列的事件中，可以窥见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
从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到全国13省份发文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到人保部化税为薪的提议，《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地连续5周发文热议收入改革。
国务院颁布的“新36条”鼓励民间投资，明确开征房产税，各地试点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呈现出多头推进的态势。而且综观这些领域，几乎都触及深层利益分配格局。
然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却纷繁复杂。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中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可能对中国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较大制约。短期的宏观政策一方面是防止通胀，一方面是防止经济“二次探底”，做好两方面平衡绝非易事。
“此时还要对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动刀子’，就好比要一个巨人在平衡木上快速奔跑，同时还要不断变换动作。无论执政者还是大国经济都面临着巨大考验。”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告诉《浙商》记者。
实际上，我国工业化进入战略转型期。传统的工业化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当前正面临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的第二次转型。要顺利实现这种转型，就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必须实行第二次改革。
“分蛋糕”成为重中之重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因素的考验。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分蛋糕”的某些不公平，影响进一步“做大蛋糕”。
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富优先的发展战略，产生了诸多不平衡。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同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远快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这使得总需求不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此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提速是一个必然行动，必须实现藏富于民。
过去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提高就业者生活水平方面，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现实是，国有垄断资本在市场领域与民争利，使得非公经济在发展中遇到了瓶颈，民营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下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如果不能将民营企业的活力重新激活，那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了。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年来一直呼吁经济改革。在他看来，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是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抗拒改革，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不满，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进而使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进一步得到强化。
民企需要怎样的改革？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意见》和近期推出的各项政策，多项内容直接关乎企业，如征收资源税，初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几个变量叠加起来可能会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严峻，企业唯一的出路只有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就在《意见》出台时，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正在美国出差。这位喜欢研读政策的浙商说，“我第一时间对《意见》进行了仔细研读。应该说，从内容看，改革迈出了一大步，但迈得还不够。”
凌兰芳说，我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大难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经济就会出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已经是不改也得改，是被倒逼的。而《意见》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调结构和保增长相结合，“但保增长就好比要自行车跑得快，调结构却是修理自行车，两者很难结合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保增长，使用行政导向、投资导向的救市方式，4万亿元的巨额投资，结果是加重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度。
与凌兰芳有相似观点的浙商不在少数。这些企业家最关心的是《意见》中第二条“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第五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
保育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是“国进民退”的十年，国有经济从制造业的红海退出后，凭借资源和政策性垄断，占据了产业链高端，就像生物链高端的狮子老虎。保育钧担忧的是，《意见》给出的解决方案太过宽泛，不痛不痒，难有成效。“我想，许多希望政策明晰的民营企业可能会有些失望。”
在许多民营企业家看来，如今各项税费加起来，就是民营企业家越勒越紧的绞脖索。如果强行让企业提薪，企业的生存环境并没改善，那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企业会想出应对办法，比如裁员、增加工作量、提高机器使用率等。“更糟糕的是会逼死大批企业，使他们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黎明前死去。”凌兰芳为此希望，在税费改革方面，政策上要更加务实些。
●点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浙商》杂志特约经济学家夏斌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巨大潜力，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夏斌指出，30年来，我们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改革，而现存不合理的制度如果深化改革，将仍然能产生大量的劳动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