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温州和温州服装的发展，历来是个全国瞩目的话题。 温州服装商会在2008年用“七大时尚活动”召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服装品牌以及温州在国内外的50多万服装精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聚会，实现温州服装行业资源和温州人资源的一次深化整合。特别是，将组建“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服装商贸委员会”，这是在温州落户，总部设在温州的国家级行业组织机构。据称，成立后的委员会将积极发挥行业优势和作用，为中国服装商贸流通的发展推波助澜。该活动名曰“装点2008·中国服装品牌时尚盛典”，将于2月16~17日在温州举行，它的背景是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先导的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北京奥运会。 笔者通过对新老会长、秘书长的采访和对有关资料的研读，试图从中解读这个活动和其后续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的合理性有多少？导向的准确度有多高？ 究竟什么才是温州人和温州服装业发展的“特质”？我们知道，生存和随生存而有的“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和人类向前发展的本能，而这个本能被温州人表现为一种生存哲学，体现在几乎全民性的“商贸(善于做生意)能力”，这是温州人和温州地域文化所独有的“特质”，温州人和别的区域去比拼的基因性本领就在于此！在世界范围内，犹太民族也有这个特征。其他的诸如设备、材料、人力资源、资金等等，你有人家也会有。温州特有的、遍布国内外的服装贸易人才和资源是人家没有的和很难具备的。应该说，此次活动重在网罗和重组温州“商贸人才和资源”的特点是抓住了温州服装业发展的“牛鼻子”了。 我们从同是浙江地区的宁波在去年底的行业会议上可以看到，其形成的共识是“产业联盟”，某些发展观点和温州相同。郑永刚说的“服装同行们应该联合起来，在资本运作、品牌打造和渠道开拓方面互相合作，进一步做强中国服装”，原则对但空泛，而李如刚表示的“如果我的店面超过5000平方米，足够大，我甚至可以拿出一部分空间来给其他宁波品牌做销售”却点中了浙江省乃至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穴”，因为从历史上看，贸易对宁波来说也是熟悉的。尽管李如刚的思想比温州提出的概念要“自我”和落后。而被称之为务实型思考者的陈国强分析认为，服装业的联合、分工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是对的，但思考局限在宁波。
广东和福建服装较发达的原因也在于有重商的习俗。江苏、山东、大连的服装业本应不错，但笔者认为他们现在还徘徊在“形式主义”和“官方路线”上，这是很不妥的。大家很羡慕杭州女装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但你可以发现，真正做得好的企业和品牌基本上是远离政府的。因此，政府前期支持是个福、后期“支持”是个祸！泉州地区的产业思路还处于“独奏”的思考，有作为的企业是想提升为“独奏家”、到外埠去演和自家有个“乐队”，这种做法的成本将无情地由消费者来“埋单”。周少雄的“七匹狼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和批发企业”和“要做中国的POLO”的思考可圈可点，他要“成为提供包括女装、童装在内的市民的生活形象顾问”的放言和行业实践也很接近现代服装品牌的形态。但是，“七匹狼”是个品牌的符号，硬要和“狼”扯在一起，还连篇累牍地标榜“狼文化”，很附会牵强(类似的有“太子龙”的“龙文化”等)，但笔者比较欣赏周少雄对“男人生活方式”探讨的努力。 我始终没有接受过温州是“文化单薄的城市”的浅薄认知。限于内容，本文只是强调温州是有深厚的人文基础的。早些年有个真实的故事，在南京的一个温州服装品牌加盟会议上，某学院院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温州服装商会的正副会长：“温州服装业知道WTO吗？要注意对策啊！”会长们不由发笑，客气地回答：“我们相信温州人的生存能力！”这说明了什么呢？用本文的副题来回答——让经济规律和温州文化自己说话！广义的文化和其文化状态是指一个区域的人在不可选择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 郑晨爱会长有个形象的比喻，他把“种菜和卖菜”比作“做服装和卖服装”，他认为对大多数“种和做”者来说，其“卖”的能力和方式一定不如专事“卖”者。而且，这里还潜藏着一个原理，菜贩子一定不满足于卖一种菜，他一定会组织“一盘货”来卖，而且会把菜搞得漂漂亮亮地去卖、并且反哺“种菜技术”和传播饮食文化。这个比喻说明了“卖”中蕴涵丰富多彩的设计能力、生产技术、销售心理学、顾客满意原则和文化培育原理等。大多数工厂没有“一盘货”的生产能力，于是就“贴牌和采购”，进行着事实上的、遍布全中国的、大面积的“冒牌活动”。另外，无数个菜贩所形成的“菜市场”，就是现代“大商场”原理。大家都有这样的购物体验，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愿意去超市买东西？其中的可选性、艺术感、满足感、超值感、愉悦性、娱乐性和亲和力等不是单个商店能给予的，特别是其中给予消费者的“体验收入”属于极为重要的现代消费心理学范畴。那些“专卖”业态的门可罗雀、入不敷出的原因就在于此。 还有，温州在欧洲的不少服装人不但“激活”了被欧洲人基本抛弃的批发业态，而且，在不断生成几千平方米的服装超市，他们的货源就是散落在欧洲的各个批发市场，对欧洲的服装零售业和制造业构成最直接的压力。因此，曾经有过的“时装业一定是中国人的天下！”的判断将不再是个妄言。笔者认为，在品质、时尚、廉价基础上的多企业、多品牌、多服种之间的服装“菜市场策略”是可行的、是符合国情和可以用来抵御入侵的。其实，所谓世界四大时装杀手、国际新大牌ZARA、H&M、C&A和GAP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此，他们认识到要在现代社会产生传统意义的“大牌”，其哲学、美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已经没有了。可悲的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在做着老式“大牌梦”！当然，“新大牌”低价战略的原理是建立在从19世纪开始孕育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哲学和新型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因而，从理论上讲，“菜市场策略”和“超市策略”的人民性、层次性和丰富性将会更强，对市场有很高的攻击成功率，这和所谓的“生活方式店”相比有相同的性质、不同的数量级，但不同于传统的百货商店的货品组合性质。因此，某些专家对这些新大牌仅仅解释为“快”和“新营销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在误导企业。 “菜市场策略”和“超市策略”的关键在于，有准确货品“建构思想”基础上的品质、设计、风格、物流、服务、成本、速度、卖场等方面的科学规划、管理和控制。另外，当历史性的“万事”和“东风”俱备了，产生“中国式大牌”的可能性也就存在了。 笔者不敢说温州服装商会和郑晨爱会长的观点一定对和全面，也认为该活动略显夸张，但他们通过自觉的、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针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达的制造业、滞后的商贸化、不成熟的市场和模糊的穿着文化的现状，提出“必须重新调整产业发展哲学”的思想是有道理的(当然也和中国整体的商贸化滞后有关)，其核心音序是“制造——商贸——文化”三部曲，并以商贸作为“中心、重音和扁担”来提升左端的制造水平并培育和提高右端的服装品牌和着装文化水平，形成边营销、边生产、边实践、边调整、边提升的这样一个动态性、螺旋型的发展模式。说到品牌文化，笔者认为在国内只有“例外”提出的“用服装布道用思想制衣”证明这个品牌是有文化了，其次是天意、白领、江南布衣、卡宾、报喜鸟和汉龙威尔等有了不同比例和程度的文化，其他的只是处在开始有、想有、企图有、标榜有文化的阶段。 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踏踏实实、经年累月的以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消费者利益为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商贸化的产业发展和积累过程，在整体意义上，不具备产生大量有文化价值的品牌、优质品牌和接轨国际品牌的可能性。你没有土壤，哪来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温州服装商会的关于服装文化和品牌的思考是有忧患意识和务实的。对于温州来讲，现阶段主要的发展策略是“以商贸化为龙头，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推动产品制造的精品化，联动企业研发、商业和壮大的联合化，互动品牌拓展的专营化”，而中心枢纽和核心竞争力将是有机联合和集约化的商贸拓展。最终实现和外部经济密切联系的、有“总部经济”意义的个性化品牌、温州大品牌和外来品牌结合的创新型集群。 对于整个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发展战略何尝不是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