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金融异术》
第六章罗伯特·法莱尔（Robert JFarrell）我基本上依赖于市场信息。我相信长期性市场周期；这里没什么新事物，只有旧貌换新颜；回归中值是这个市场的常态。
罗伯特·法莱尔在美林证券工作了近50年，于2004年退休。罗伯特担任美林首席分析师直至1992年，之后，他就任美林高级投资顾问。法莱尔撰写了华尔街的第一份长期投资及板块分析报告，并先后16次在《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全美最佳研究团队”评选的市场预测类别排名中名列第一。1993年，罗伯特成为《华尔街周报》的“名人堂”成员。他也是市场分析师协会（MTA）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主席。
法莱尔拥有曼哈顿学院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学士学位，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投资金融学硕士学位。是什么吸引您走上技术分析这条道路？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都既偶然，又必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在这里，市场分析的圣经——《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的两位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都曾是我的老师。我那时的希望就是能在华尔街谋到一个证券分析师的职位。步入华尔街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了解技术分析，而且对技术分析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在成为美林证券研究部的培训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出类拔萃，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美林公司有很多证券分析师，而且他们都非常优秀。要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显然绝非易事。在做培训生时，美林证券正在招聘技术分析师，于是，尽管我在技术分析方面没有任何背景，他们还是把我安排到了这个职位上。当时的技术分析部门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个负责保管图表的小女孩。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多学一点东西。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第六章罗伯特·法莱尔（Robert JFarrell）在美林证券度过了两年之后，研究部的主管比尔·丹凯克（Bill Dunkak）更换职位，进入公司总裁团队，他带着我一同加入了新部门。除了基础分析的背景（他负责基础分析师中的研究人员），比尔对市场、行为学以及投资者如何影响市场这类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成为我的师傅兼导师。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市场分析方面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有必要验证一下技术分析师属于短期交易范畴这个概念。我开始意识到，要在这个领域里找到立足之地，就需要培养机构型市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短期观点的影响，更多地关注长期性理念。我相信，最有价值的技术分析和市场分析应该以长期市场为重点，因为市场的长期性运动更趋于非随机性。后来，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做一名技术分析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那个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职业。我接触的大多数机构型客户都对技术分析心存疑虑，觉得它没什么用。通过导师，我开始潜心研究市场心理学，而不只是看看图表里是不是出现突破或是反转形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美林内部提供和生成的各类数据，比如说通过保证金账户进行的买卖交易。保证金交易商属于那种积极型的股票买家。当他们开始杀入市场并抛出股票的时候，就是好消息；而他们大张旗鼓地买进，则是坏消息。那时，我还通过丹凯克的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叫桑迪·兰德菲尔德（Sandy Landfield）。兰德菲尔德是查尔斯·德科佩（Carlisle DeCoppet & Co）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负责零股交易。在午餐时，他喜欢讨论零股交易策略是如何发展演化的，他自己如何管理经纪人的股票，经纪人如何根据账面值调整仓位，以及指令是如何变化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整个市场心理学领域，或者说市场情感研究，依旧和20世纪60年代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发展。我们手里有了止损指令、卖空和买单平仓的数据，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对这些数据进行检验，了解投资者如何实施交易。与此同时，我还了解了很多知名人士对市场历史的探索性思考。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市场评论家和技术分析师加菲尔德·德鲁（Garfield Drew），他也是最早的零股理论家，还有曾写过反向投资的哈弗里·内尔（Humphrey Neil）。尽管今天大家都在谈论反向投资，但在那个时候还绝对属于新鲜事物。逐渐地，我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过，这种风格既不属于图表分析师，也不是技术分析师，而是像丹凯克那样以史为鉴。每天收盘之后，丹凯克和我都要谈论和回顾当天市场发生的事情。他会绘制道琼斯工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股价表，然后说，“我记得这个形态，完全和1938年一样。”于是，他会回头再看看1938年的股价图。我经常和他一起做这件事，因此，20年代以来每个时刻的市场情形几乎都在我的头脑里历历在目，而所有这一切也让我逐渐认识到市场的周期性。不管怎么说，我涉足技术分析几乎完全是出于偶然，但后来居然还成了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技术分析这个行当里，我得到了足够的职业尊重，我还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我自己都觉得受之有愧。此外，我被拉进执业机构“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而不仅仅是形单影只的开路先锋。我成为组建MTA的合伙人之一。在筹建阶段，我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也组织了很多活动。在这条路上，我还不断地意识到，在华尔街，到处都是这么聪明的人，而且绝大多数属于数量分析师，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这个人更倾向于发挥直觉。我觉得自己应该在量化研究方面多思考一点，多创造一点，给投资者多一点帮助。实际上，我的所有工作都不是典型的技术分析。尽管我是MTA的第一任主席，但我确实不想被大家称作技术分析师。因此，我们美林证券的这个部门被冠以“市场分析部”的名字，而且我本人也强调我认为更重要的心理学和历史关联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周期。 您对技术分析的了解主要依靠自己还是师从他人呢？可以说，在技术分析这个领域，我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并不认为技术分析有什么价值。我也是通过实践和我的导师认识了技术分析，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他是我的导师。我还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我后来也逐渐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错的沟通者。要沟通对路，让人们按你的想法去实践，你必须要有所行动。你必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负责美林证券的零售业务，基本属于短期性交易。后来，我意识到应该主动去培养机构性客户。他们有自己的投资组合，要控制成交量，就要求他们必须去发掘重要的长期性趋势。1968年，我的导师正式退休，我被推选为拥有16名员工的技术部主管，这也是当时华尔街上规模最大的分析团队。每天，我们都要在8点半之前召开部门会议，我们鼓励部门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我一直鼓励身边的每个员工都各有所长，专攻一项。比如说，一个人可以专门负责艾略特波浪，另一个人专攻零股理论或市场周期。这样，部门的每个人都会在各自领域里胜我一筹。尽管他们的贡献都有助于形成合理的观点，但最终还是要有人来决策。虽然你可以有很多行得通的不同观点，但是在股票市场或是资金经营这个问题上，最好的决策往往未必是最一致的决策，因为决策委员会绝对不会去撞运气，因此，集体的观点往往也是最中庸的观点。我逐渐认识到，我更适合做反面人物，对比市场的表现和投资者及经济学家的市场预期。当他们意见一致时，我却总能找出不一样的观点去反驳他们。于是，我就有了自己的出发点。而且这种观点往往更具本能性，而不拘泥于刻板的量化分析。尽管我至今还喜欢用图表反映事物，但我还是认为，数字只能代表人们对市场的反应。我经常会反问自己，这些数字是否只是某个方向上的极端情况，这些极端情况是否为合理或者能代表投资机会的极端情况，因为它的适当合理能为我们的交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是否存在以前从未在文献上看过、直到在现实市场中用过之后才学会的东西？一旦把你的钱扔进市场，你就会变得情绪化。告诉别人“事情会如何，应该怎样做”并不难，但如果是你自己去扣动扳机，就需要专门的技能了。这恰好可以说明很多最优秀的分析师不能成为最优秀的基金经理的原因。我觉得，在技术分析说不通的情况下，你永远也不可能说，“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很不错，所以我会买进”。虽然我们都希望能把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撮合到一起，但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去证明另一种方法的合理性，或是用一种方法为你无法实现另一种方法的目标充当借口。 哪个错误给您的教训最深？有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学会止损。我错误地用基本面分析结论来解释技术分析的失误。这时候，即便技术分析的结果不堪入目，我也会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只不错的股票”。但这往往是不对的。很多年之后，我终于认识到，最有效的分析是板块分析，而不是泛泛的市场分析。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分析我们处在市场周期的哪个阶段，整个市场将如何变化。我逐渐发现，我在判断峰顶和谷底方面的准确性，远不及我对买进石油股或是消费品成长股时机的把握。1992年，我辞去了美林证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职务，因为我想做一名高级投资顾问，去研究一下主题投资和组合投资。于是，我开始撰写长期投资方面的报告，比如老龄人口以及老龄人口对医药公司的好处等。我觉得华尔街需要这样的东西，我就这样写了8年。尽管我的报告很受有些机构的欢迎，但却始终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流行起来。不管怎么说，我在早期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分关注整体市场的动向，但在主要板块趋势的研究上投入不够。 您的技术分析风格是什么？我基本上是依赖于市场信息。我相信长期性市场循环；这里没什么新事物，只有旧貌换新颜。回归中值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我有很多非常简单的前提。每次大涨或泡沫之后，都会出现相同的行情。不过，这其中也会出现明显的间断，比如1929年到1932年的股市大崩溃，我把这次崩盘称为“A”波。不过，这次波浪过于激烈，以至于随之而来的是反转——不是新的牛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局部甚至可以说是完整的反转。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局部性的回撤，也就是我说的“B”波。然后，则会进入一轮屡创新低的下跌期，或是泡沫破裂、高估股票变成被低估的对象时，以“C”波形式进入漫长的震动期。今天，我还在编写有关A、B、C形态的文章，因为我一直想理清不同市场间的管理，比如说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存在某种关联之类的想法。我的评论涉及很多不同类型的市场，我想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市场结合到一起，因此，我是一个带有历史情结的广义综合论者。 是否存在某些更容易诱使您犯错误的市场状况？最近的一个市场周期——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牛市中，短期性交易更频繁，市场未体现出任何明显的趋势，确实让投资操作变得异常艰难，假如你着眼于短期投资，肯定会更痛苦。好在我不看重短期交易。 您采用的所有价格形态、指标和策略是否都已经为市场所知？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工具，又如何解释您取得的非凡成就呢？是的，虽然我们都能得到相同的信息，但我们必须要判断哪些信息在特定时刻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这绝对不是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的东西。你不可能认为每个人都掌握相同的信息，因而会采取相同的行动。即使按照相同的信息，人们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从不和客户分享公司的内部数据或是根据内部数据得到的结论。我们发现，尽管所有客户对此都非常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利用这些数据。因此，这些数据之所以因人而异，其最终根源还在于经验和艺术。在某些市场条件下，你很难区分哪些是随机噪声，哪些代表真正的市场动向或市场趋势，不过，怀疑任何趋势都没有坏处，除非这种趋势已经超越你设定的参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能说明，市场已经突破原有的趋势，进入了另一种趋势。假如你属于超级积极的交易者，并采用日交易图表进行交易，而且每个人都掌握相同的信息——只有极其细微的差别，有人就会说，“如果他们都准备买进这只股票，我就准备抛出，就是要做反向操作”。但是，为什么说这就是你总能从相同数据中找出更佳答案的原因呢？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市场周期中的哪个位置，因为你拥有处理这些数据的经验。 技术分析在单独使用还是与基本面分析并用时更有效？我更希望了解整个经济环境如何，以及企业的基本面怎样。这就像一定要了解股票的收益如何一样。现在，我们假设你不喜欢图表。你认为，尽管目前的股市应该是峰顶，并且行将下跌，但收益依旧高于正常水平，并认为股利会实现稳定增长。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的话，你可能会比正常情况下更担心市场卖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进行主题投资和板块投资时，我会寻找基本面意义上的长期趋势，比如说老龄投资者的增长，这是认识医药医疗设备企业的一个重要参数。5年前，我在植入人工髋关节之后，就开始研究生产髋关节和膝关节植入物的公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老龄化正在成为全球性趋势。然后，我要寻找这个行业门类的领导者。在当前的形势下，表现最佳的股票可能出现在哪里？这就属于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最简单的合成方式。我并没有费心劳神地去分析资产负债表或收入基础。 直觉在您的工作中占多大比重？很大。可以说，这个比例可能在60%~70%之间吧。直觉的涵盖范围很广，绝不仅仅是预感的问题。我相信，假如你对某一件事的感觉很好或很糟，那么，你最好听从自己的感觉，去寻找支持这种感觉的证据。 您的创新动力来自何处？我的创新过程是革命性的。我关注一切，关注所有不同的事物。衡量极端心理状态，了解我们在市场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我从不只固守一种工具，直觉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永远都是无法输入计算机的东西。当某个信号显示疲态时，我就能感受到直觉的力量，此时，我会意识到，我还要进一步探索，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线索，看看这个指标是否正在变化。 您是否时常会感受到传统模式和指标还不足以值得依赖、还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性工具呢？是的。 您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发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只为自己所用呢？因为技术分析是一门艺术。尽管我可以告诉别人，我觉得应该如何使用某个指标，但是要真正转化成他们所能依赖的东西，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从不认为分享是什么问题，因为在这种游戏中，每个分析师都有自己的经历。 您对技术分析预测未来价格变动能力的信心，是否足以让您摆脱压力？压力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短期噪声无时不在，比如说在你觉得自己过于莽撞或是做错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心神不定。尽管我现在的工作依旧和在美林证券时一样，都是做市场分析，但现在的压力却远不及当初。也许是因为现在出差很少、找我咨询的人不多的缘故吧。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一些压力的。这些压力往往是你强加给自己的，我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总想不犯错误，把事情做好。|!---page split---|第七章
伊安·麦克艾维特（Ian McAvity）市场总是对的。市场会让我犯错误，找到我的痛苦临界值所在。我每一次改变主意，都不会逃过它的眼睛。要学会不那么倔强，确实需要很多年的磨炼。1961年，伊安·麦克艾维特开始了自己的华尔街生涯，成为蒙特利尔银行的一名银行家。1965年，伊安来到华尔街，进入多米尼克证券公司（Dominick & Dominick）的市场研究部，这家经纪公司在10多年的存续时间里，一直是华尔街最知名的证券经纪公司之一。从1972年开始，麦克艾维特一直是《全球市场思考》（Deliberations on World Markets）的发行人和编辑，这份市场通讯主要为读者提供各种股价图表及相关评论。《全球市场思考》的关注范围涵盖世界各地的主要股票、债券、国际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和稀有金属市场，并以其及时、独特和形象化的报告而著称。
1983年，麦克艾维特成为资金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中央基金（Central Fund of Canada）及中央黄金信托公司（Central GoldTrust，于200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合伙创始人之一。他的文章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次发表在各大知名财经报刊上，其中包括《拜伦》和《华尔街日报》，他也是《华尔街周报》上的常客。自90年代以来，麦克艾维特开始淡出市场，不过，他依然是很多投资会议和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丹麦和南非等国技术分析师学会上的特邀嘉宾。此外，在60年代，麦克艾维特还曾经是世界一流的壁球运动员。1969年，他在加拿大全国双人壁球赛中获得双人组冠军，并多年排名全国第一。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第七章伊安·麦克艾维特（Ian McAvity） 是什么吸引您走上技术分析这条道路？我最初是一名银行职员，1965年，我又成了多米尼克证券公司研究部的经纪人，当时的多米尼克证券公司是华尔街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我很快就发现，只要我们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所指的股票就会马上闻风而动。一个月之后，我可以告诉客户，“在60美元的价位上买进斯伦贝谢股票”，客户会说，“但现在的斯伦贝谢股票是70美元啊”。于是，我开始绘制股价图，以便于研究股价的变动。很快，我就意识到，只要股价开始上涨，就会持续上涨下去。如果一只股票涨到70美元，就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涨到80美元。于是，我开始刻意保存研究部推荐过的所有股票股价图。通过这些图表，我逐渐认识到，图表反映出的市场形态远比分析师的观点更可靠，因为在那个时候，不管股价是上涨、停滞还是下跌，分析师都不会发布负面报告。到了60年代末，我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图表分析师了。 是否存在以前从未在文献上看过、直到在现实市场中用过之后才学会的东西？趋势的本质，就在于它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掌握。我一直在研究趋势，到现在已经接近38年之久了，但我还在不断学习。每一个趋势总会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表现。简而言之，每个趋势都包括四个阶段：谷底、上涨、峰顶和下跌。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化繁为简的问题。我看到很多年前的交易员一直在开盘买进，收盘抛出，他们已经变得高度程序化了。他们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对比今天早晨的开盘价和昨天的收盘价以及前三天的中值。不过，我甚至连这些公式都一窍不通。对我来说，开盘价、高点、低点和收盘价就是我需要了解的全部东西。只要有人和我谈论包括希腊字母的公式时，我就会堵上耳朵。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反学术者。 哪个错误给您的教训最深？我总是先拟定一个前提，然后以长期观点来看待自己的市场预期，之后，我又会看到支持我的证据一点点消亡，似乎这已经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律。市场会让我犯错误，找到我的痛苦临界值所在。我每一次改变主意，都不会逃过它的眼睛。要学会不这么倔强也需要很多年的磨炼。有一位老前辈名叫艾博·科恩（Abe Cohen），他也是《投资情报》（Investors Intelligence）的创建人，这是一份衡量投资者心理的时事通讯。科恩曾经参加了一次会议，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会上发言。当时的市场正处于牛市，年轻人首先向与会人士讲解前两年的股价图，并说：“股价正在穿越移动平均线，我们就要买进然后卖出，再买进再卖出。”这似乎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系统。换句话说，这两年不过是恰好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特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科恩走上讲台说的话：“我记得我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自信过。”今天的我也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对科恩这句话的含义体会得异常深刻。 假如您采用的所有价格形态、指标和策略都已经为市场熟知，但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工具，又如何解释您取得的非凡成就呢？说到超常收益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也没有衡量超常收益到底怎样。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超常收益，因为我也不想告诉大家怎样去获得超常收益。我发布的投资通讯报告名为《思考》（Deliberations）。从根本上说，我的想法就是让投资者了解我的想法，关注我思考的问题。我的主要关注对象就是预测或识别趋势状态的变化。我从不给客户打电话，推荐他们买进或是抛出。我也不做这样的分析。我更关心相对性变化。比如说，我会注意到，尽管小盘股一直表现强劲，但相对于大盘股，它们的势力依旧弱小；虽然美元正在对欧元贬值，但对日元来说依然坚挺；或是黄金的美元价格正在上涨。通常情况下，我主要还是关注：①图表形态；②移动平均线；③VSMA（或MA）比，一般表示为价格占移动平均价的百分比。我认为VSMA比率实际上就是我最早提出的图表分析法。它能帮助我识别股价偏离移动平均值的程度。例如，如果我用200天移动平均线作为对趋势进行定义的基准，那么，我对市场的判断是否已经远离移动平均线了呢？我是不是对动量判断为峰顶，而后降温，回弹，进而在价格上形成一个更高的高点，但实际上动量则是处于新低呢？换句话说，我认定的趋势是否已经成熟？最近的强度是否能达到以往的强度呢？因此，我就要看价格与动量偏离度了（pricemomentum pergence）。 您如何在早期信号鉴别和提高随机噪声敏感度之间进行权衡呢？现实的市场总喜欢制造很多噪声，因为它从不想消停下来，让大家觉得它平易近人。但是要确定哪些是随机的，或是准确认识哪些不是随机的，根本就不可能。我是个艺术家，我只能说，任何音乐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要赋予它太多的定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这也是学术界长久以来一直面对的挑战，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任何市场行为的模式和形态都会在趋势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因此，定义一种趋势的最常见方法，应该是“能用自由市场价格计量的任何事物”，因为只有自由市场价格才能反映供求关系，市场上的恐惧和贪婪才是买方与卖方的现实函数。和贪婪相比，恐惧是一种更急迫的情感。市场处于谷底时，人们往往能静观其变，但是在高峰时，就要看人们到底有多贪婪了。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极端情况下对两种情感做出判断，但是在恐惧和贪婪之间，人的情感却有着无穷无尽的演化和变异，我们很难用量化手段认定到底哪些可以归结为恐惧，哪些可以归结为贪婪。 直觉在您的技术分析中占多大比重？可能占一半吧。但眼见为实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的投资通讯就已经说明，我是个非常注重形式和表象的人。在我的24页预测报告中，约有70%都是图表。 您的创新动力来自何处？几乎完全来自于我对图形资料的认识和解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以自己创造的图形为基础。我会计算各种数据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再按照我的标准去衡量这些数据和比率，看看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市场到底是在上涨还是下跌。之后，我会搬出移动平均值，这样，我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合理预期的趋势。 您是否时常会感受到传统模式和指标还不足以值得依赖、还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性工具呢？多年以来，每个指标都在变化。同样，参数也会在趋势的演进过程中变化。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专业人士卖空比率”（Specialist Short Sale Ratio），即：专业人士进行的卖空交易在全部卖空交易中的百分比。在出现期权交易的七八年之前，它也许是唯一可信赖的指标。但是到了后来，随着交易所规则的变化，专业交易员可以通过内部系统完成一部分卖空交易，而不再完全依赖于交易所交易。之后，期权出现了，在此后的大约三年时间里，“专业人士卖空比率”这个指标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它在以往规则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荡然无存。零股卖空交易的价值也一直在变化。我很快就意识到，通过市场风向标（Market Vane）和好友指数（Bullish Consensus）等诸多市场心理指标，人们的关注点一直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很多大牛市中，在进入已确认下跌走势的后期阶段，你会看到高达10%~50%的波动，但是，一旦你意识到新的趋势已经形成，你对牛市波动的忍受能力却可以达到50%~85%。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周期问题，因为不同的市场会催生出不同程度的激情。我一直尽量避免去定义信号水平之类的东西，因为信号水平永远是动态运动的。虽然我对构建“布林线指标”（Bolinger Bands）的数学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但这个指标的价值绝对毋庸置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我需要的指标应该能根据当期的市场做出及时调整。如果用数学用语来说，就是“动态趋势线”，或者说，在考虑以往类似趋势情况的同时，持续不断地按最新信息进行调整。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会生成新的参数。因此，我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对目前的状态与以往牛市的状态进行对比。 您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发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只为自己所用呢？blackbox，即黑箱理论，即：不管这个系统有多么复杂，我们不用去打开这个系统，只是在对这个系统施加一定的影响时，观察这个系统会产生什么反应，从观察到的反应推知系统的状态。——译者注总体而言，我还是从自我利益出发的，但很多年以来，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通过投资通讯发布市场建议，因此，我需要读者分享我的想法，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就从来没有为别人做过事。我也见过有些人试图创造或者推销黑匣子，但我一直反对这种方法，原因有两点：①一旦被滥用，就会变成欺诈的手段；②我对任何不能用简单语言说得清的东西一直持怀疑态度。如果有人和我讲复杂的灰色代数，我的反应很简单：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和成交量。恐怕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吧？市场不涨即跌，假如这还需要你用三页纸去说的话，我觉得你就有问题了。
您对技术分析预测未来价格变动能力的信心，是否足以让您摆脱压力？预测未来的股价变动？我觉得趋势是不可能被准确预测的。从预测角度说，有一句老话：绝对不要把价格和时间放在一起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永远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下周三下午3点钟的股价。我对此毫无把握可言。我只能根据累计特征，去识别一个有可能延续下去的趋势。 投资交易对您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影响不大。比如说，假如在上午11点，我正在高尔夫球场喝茶，而股市出现关键拐点，并且恰好符合我的预测，此时，我就要看看当我从高尔夫球场回来时，市场发生了什么。我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动辄暴跳如雷，而且我打球也是要花钱的。90年代中期，我退出了采矿生意，当时，我曾在一篇通讯中提到，我以后只会继续从事投资通讯工作，我还会继续在身价几十亿美金的中央基金担任董事，每年休一个暑假，冬天去滑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会为以后的退休生活做一番设想。如果你对待生活过于严肃，你的寿命就会缩短。那些从不知道轻松的人，很容易会感到精疲力竭，让自己的生命飞速流逝。年轻人有的就是自信，永远有值得炫耀的东西。假如到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看看，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六十几岁的交易员。出现在你眼前的几乎是清一色20~25岁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意气风发。而大多数老板则是六十多岁的老家伙，他们早已经淡出了交易台。这就是这个行当的本质。 介绍一下您的日常工作。我要花很多时间用来收集数据。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过分依赖计算机，但现在我确实有点依赖日记本。我一直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希望能做到精益求精。只要有了新想法，我就会连续工作25个甚至是30个小时。在撰写投资通讯时，我的生活就要依靠饼干和咖啡了。我有烟瘾，因此，在6年之前，我不得不接受一种名为螯合的治疗，以清除肺部的菌斑，用我的话说，就是消除淤积，促进畅通。比如，在撰写上一份预测报告时，我是周日起笔，星期三晚上提交出版，整整一个星期只睡了五六个小时，期间抽了2包烟。两次喝光了手边的咖啡，我记得医生曾经嘱咐我多吃蛋白质，因此，我记得在这四天时间里，我足足消灭了三个热狗。只要我对什么事感兴趣的话，我就不在乎吃多少、吃什么，就会忘记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