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言：坚持踏踏实实做事，不用风风光光想事，沉下心来，主动进取，也许这也是屠呦呦获诺奖带给全社会，包括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启示和激励。有所触动、有所改观、有所称道，则是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最大利好。
近来陆续公布的诺贝尔奖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而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等3人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是吸足了国人的眼球。作为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她获奖的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屠呦呦从中医古籍得到启发，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能高效抑制疟原虫，正是这一发现和随后无数艰辛的努力，使之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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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诺奖，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屠呦呦还说，“这次获奖，说明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此前中药在国际社会上因其药理机制不明确、作用成分不明等原因饱受诟病、争议不断。及至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仍再次引发关于中药与西药的口水战：有人认为此奖意味着中药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自此可扬眉吐气；也有人指出，青蒿素的发现本身就是借助了现代制药手段，现代医学才是最大的功臣，中药的“不科学性”依旧存在……
在我国，同样颇受争议的还有食品安全。从臭名昭著的苏丹红毒辣椒粉、三聚氰胺毒牛奶、塑化剂毒食品，到地沟油、硼砂粽、“僵尸肉”，无不与市场混乱、监管缺位、世风日下等字眼和各种指责纠缠在一起。其中，“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者有之，指监管不力者有之，持“不可避免论”者更有之。如：
国情论：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大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从事食品原材料的提供，有45万家企业从事食品加工生产，且以小作坊居多，另有5万多家食品零售企业。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食品产销大军，监管工作难度、强度不是一点点！漏网游鱼那都是难免的。很多地方的食品监管屡屡出现食品事件曝光之后再去被动管理，甚至有些时候连被动管理也难以全部到位也就不足为奇。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眼里，此国此情，本该纠结。
素质论：庞大的食品产销大军中有相当比例的食品从业者易见利忘义、随意违法，不讲诚信、不守规则司空见惯，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极易蔓延，你抓我跑的侥幸心理随处可见。而与此对应的是，不少地区的监管部门管理手段单一，检验检测能力与食品生产规模严重不相适应，客观上造成违法成本低，难以对违法者起到应有的惩戒、威慑作用。同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把质疑的目光投向贪图便宜的消费群体，认为“市场需求”不绝，制假售假不息，如此素质状况，不出“状况”才怪！
规律论：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像中国目前如此高的食安事件发生率，历史上在发达国家，比如欧美等国也曾出现过。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股大潮推动美国经济迅猛向前的同时，美国食品掺假牟利等事件也泛滥成灾，从咖啡中掺入菊苣、橡树子等物质的“物理掺假”形式到面包中加入硫酸铜、碱性碳酸盐等“化学掺假”形式层出不穷。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纪实小说《屠场》中“酱肉车间的肉都是酸的，搓上苏打粉除掉酸味，再卖给街边自助餐店；毒死的老鼠、发霉的香肠、腐烂的畜肉，以及破桶里面的残渣、废料，统统倒进了绞肉机，和鲜肉一起绞成肉馅制成香肠……”的描述绝非空穴来风，否则何来罗斯福总统的“掷出窗外”之举？！持这种观点的人由此推论，特定阶段的食品安全事件高发生率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自然产物和必然过程，中外各国，概莫能焉。
此外，还有地方保护论、行政干预论、“初级阶段论”等等一些观点。
但也有人指出，201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之前，不少人戏称“七八个部门管不了一只鸡，十几个单位管不好一桌菜”，那时候体制论占了很大市场，把“深层次”的问题一股脑推到了体制身上，而现在通过顶层设计创新体制后，机制方面又做得如何？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对象庞杂与行政是否作为能构成互为因果吗？难道说有人贪便宜买假货一日不停制假售假就一刻难消？不能把诱因、制约因素与治理要求纠缠在一起，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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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当年埋头于科研，其课题组搜集了808味可能抗疟的中药，历经380多次鼠疟筛选，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1971年终于取得中药青蒿素筛选的成功，1972年又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1973年经临床研究取得与实验室一致的结果，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但提取出来的青蒿素究竟算是中药还是西药？青蒿素是屠呦呦发现的吗？如果事事需先有个子丑寅卯，何来青蒿素对全世界2.5亿感染疟疾患者的福祉？何来今日世界科学界和诺贝尔奖对青蒿素的肯定？对了，这位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怎么也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清华大学礼堂前大草坪南端有一座日晷，是1920届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纪念物，传为圆明园遗物。在它的底座上镌刻着隽永的四个大字：行胜于言。这四字铭言，仿佛在向世人宣示着清华人的言必求实、以行证言、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它秉承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终为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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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也有类似语句：“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贡问孔子君子之道。孔子说：先去践行自己想要说的话再把它说出来吧，君子以说得多而做得少为耻。
俞惠星以为，食品安全贵在行动，职能部门依法行事，勤勉作为，从业者才能敦信守法，全社会形成少说闲话多做正事, 少讲故事多干实事的风气，才能改进当下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可避免论”也好，“条件论”也罢，关键还在于“观念论”——监管部门树立责任意识，推三阻四要不得，迎刃而上才是真。
坚持踏踏实实做事，不用风风光光想事，沉下心来，主动进取，也许这也是屠呦呦获诺奖带给全社会，包括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启示和激励。有所触动、有所改观、有所称道，则是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最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