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毫无疑问，在这场80年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已经站稳了脚跟，主要贸易伙伴——美、欧、日经济也停止了萎缩。
尽管如此，2010年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为此，我们仍然需要密切关注这些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着眼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需要启动或继续推进一系列调整。这些，就构成了2010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资产泡沫是最大风险
2010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最大的风险源莫过于资产泡沫的急剧破灭。有鉴于此，抑制、消除资产市场泡沫，力争实现资产市场软着陆，将是2010年宏观政策维稳的重要内容。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中含有较多水分，即资产市场(股市、楼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率先复苏，实体经济复苏滞后。特别是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等，资产市场泡沫最为突出。
资产市场泡沫不可能永久持续，建立在美国零利率货币政策上的新兴市场泡沫破灭风险尤其大。当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确定站稳之后(预计应该是明年中期前后)，在其本国资产泡沫风险和通胀放大的压力之下，伯南克必定会取消零利率政策。而美国加息将有较高几率导致上述新兴市场泡沫膨胀机制逆转，导致热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急剧破灭，进而陷入货币金融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由于这场危机以美国为策源地，美国软硬实力均因此次危机而相对下降，中国和部分新兴市场的软硬实力则相对上升。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引发中国和新兴市场危机，从而恢复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先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然后急剧刺破，对美国而言这是最好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资产市场能否软着陆，已经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稳定与否的关键。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经在社会上积累了民怨，调整已势在必行。再考虑到夯实实体经济复苏基础的需要，调整资产泡沫不会首选利率、准备金率这类效力对各部门无差异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是会首选可以区别对待的融资政策 (信贷和上市融资等)、财税政策工具。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对货币政策表述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已经给明年货币政策调整转向留下了空间。
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
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政策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调整。
首先，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的关键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则是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但是提高劳动收入的道路又注定是坎坷的，这源于人们的认识滞后，更源于既得利益群体的蓄意阻挠。我们已经看到了《劳动合同法》所遭受的阻力，也看到了重重压力下某些政策的摇摆不定。
其次，政策的第二个重点领域是结构调整。调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已经明确表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将城镇化重心放在中小城镇，这一调整将有助于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东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而这种调整必然要求财政制度相应变动。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内容必定包括部分2009年反危机政策的退出。在“反危机”的前提下，2009年我们对一些“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恢复了出口激励措施，这应该说是个失误，相信在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这些偏颇得到纠正只是时间问题。
政策调整需通盘考虑
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调整不能是任意的。
以对职工补贴等收入征收个税为例，此举就未必妥当。要靠午餐补贴之类项目显著改善收入的是些什么人？高收入阶层？否！多数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应当指向压低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至中等收入，而不是打压中等收入向低收入看齐。
又如汽车购置税收优惠延长。此举对汽车产业是有好处的，但从“首堵”北京到上海、广州、深圳，这些超大城市堵车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上升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我们固然可以延续全国一盘棋的汽车购置税优惠，但在堵塞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大城市，我们还需要提高汽车使用成本的措施作为配套，如提高停车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