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的焦虑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企业家“无精神”也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思想沦陷。当过往的问题积累至今，显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无论是企业家、观察者，还是社会中每个有知觉的个体都要学会重新思考。
文·吴晓波
过去一年可能是各位企业家最无所事事的一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们有四个表现：
第一，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去年11月，央行开始放松信贷之后，已经有超过9万亿元的信贷出来，但民营企业鲜有参与。所以，这一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失去的一年。
第二，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曾经有一个啤酒企业的老总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那些论坛，去了之后该说些什么。
第三，他们不知道明年有什么，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2010年对中国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至少从海关的工业设备进口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在大幅下降。最近很少听到企业家们说扩大再生产，大部分人想的是要不要到创业板上抢点钱回来，或是投资房地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说中国经济真的已经走出了危机。
第四，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加大，企业家们却不知道在这个国家的社会阶层中到底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何以焦虑
中国的企业家普遍存在焦虑情绪。首先民营资本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有越来越“轻”的趋势。第一个“轻”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权重越来越轻；第二个“轻”是民营资本的产业结构。全球危机使得国家在重大产业中实施垄断性控制是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其次，经济战略基本上把赌注下在投资驱动上，新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1990年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似乎正在走向那条危险的道路。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教训，更多的说法是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中国的巨大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重投资，特别是重工业化的投资。1953年以来直到现在，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过。
最后是改革共识日渐丧失。因为缺乏新的共识，企业家阶层无所适从。比如说强国梦想，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第一次被称为东亚病夫，一代一代中国人为了这个强国梦想而努力着。当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候，很多民众却仍看不起病，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坚持了100多年的强国共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共识已经让位于利益的博弈：比如说4万亿元的计划，比如说山东钢铁对日照钢铁的收购，比如说央企进入地产，比如说山西煤老板出局，等等。至少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现在的情况是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郁闷期。第一次郁闷期是从1981年到1983年，以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结束。第二次郁闷期是从1989年到1992年，最终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结束。现在则是第三次郁闷期。
重新思考
在这段思想郁闷期中，我们也要思考如何走出焦虑。
第一要重新思考国家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以及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1946年，中国的一位民营企业家荣德生给国民政府写信说：“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这是60多年前的民营企业家认识到的。
第二要重新思考经济成长战略。1979年，于光远先生曾经提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却一直没有解决？怎么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要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是什么。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在一个没有蓝图的前提下继续前进。1978年的改革，我们是没有蓝图的改革，用小平的话说是“进三步退两步”，错了没有关系，我们从头再来过。但现在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了，如果没有蓝图就会很危险。
第四要重新思考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关系。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写到，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他们只是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
但我的结语仍是：我们对中国改革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最终来自对自己的信心。虽然目前处于无精打采的时点，但我们依然期待明天。
［本文根据吴晓波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全球管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