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邓聿文 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抢救接近尾声，调查开始进行。日前，国务院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担任组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说，该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也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调查组将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包括党政纪处分、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但仅追究责任是不够的，因为在以往的矿难中，事后的追责并没有阻止矿难的频繁发生。事实上，政府近年为治理各种安全事故特别是矿难，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法制、体制、机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整治，可事实证明收效甚微，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去反思其中的症结。 理性看待矿难会发现，其频发程度正好与我国工业化的加速扩张在时间点上很吻合。客观来说，这构成了矿难多发的一个背景，治理矿难，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而目前所采取的某些做法，例如，在未调查前，就动辄对不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官员进行免职处理，因未经法定程序，而显得有些草率和粗暴，更在于此种处理方式根本阻止不了矿难。 政府之所以习惯采用此种简单的拿人是问的处理方式，反映了我们的监管思路和方式存在很大问题。一般来说，企业是否重视安全生产，很大程度上视政府的监管而定。政府监管严，监管方式得当，企业即使想在安全投入上“偷工减料”，怕也不敢。中国在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上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政府独家垄断了监管权力，不向社会开放这种监督权。 此种监管模式的危害是，一旦政府官员被利益关联方摆平，企业安全就会处于失控状态。此时政府出台的任何防范和应对事故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工具。另一方面，既然官员拥有主宰公共安全的权力，也就意味着他要担负绝对的责任，当这种责任对他不利时，他就可能卸责，从而形成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权责不明。 比如，本次发生透水事故的王家岭煤矿，正如骆琳局长所说，存在抢工期、赶进度；在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采取停止作业、立即撤人等果断有效措施。对于一个国有重点煤矿来说，这些都是不应该犯的错误，但居然犯了，原因就出在它的“国有重点”身上，这是个国家“十一五”重点工程，在国务院都挂了号的，为抢工期，施工方曾先后收到有关部门的贺信14次。在这种要求下，放松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也就在所必然。
大大小小的矿难，已使政府疲于奔命。为遏止矿难的频发，这些年不时有人呼吁，包括一些官员也表态，不要“带血的煤”和“带血的GDP”。不过，从上述分析看，很难。它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以GDP的增长考核官员的方式，如果官员不用担心GDP上不去会影响自己的官运，那自然会把更多精力用在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上。除此外，还必须改变目前的监管方式，打破政府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垄断，需要政府向社会开放监督权力，引入多元监督的治理模式，只要公民有证据表明企业管理或者政府管理出现缺陷可能导致事故，并且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检查要求，国家机关就必须受理并启动检查程序。 惟如此，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被动监管、穷于应对的非良性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