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4岁的张五常先生依然活跃，频频发言，阐述自己数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尽管他的赞同者和抨击者，有极端对立之意，但争议恰好说明他的存在。难以否认，张五常的确是少数几个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如果落到作家手里，张五常的经历足可写一本“章回小说”。他1935年生于香港，家境算得上中产，却不幸遭逢日本侵华战争，香港沦陷，全家化整为零，往内地逃。一度，他背着3岁的妹妹“野外生存”，“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与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曾被医生诊断为“不可能活下去”，张五常硬把不可能变作可能，“妹妹今天还活着。”他说。
这段经历，加之爱去田园沉思的习惯，让张五常的经济学思维始终贴牢现实。几十年后赴美求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无论是专著抑或专栏，他都写得活色生香，爱从生活中的细节谈起，满纸跳跃着花鸟鱼虫。可以说，近年来颇受普通读者欢迎的经济学随笔，风气由张五常打开。
同时，张五常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满头“爆炸式”的白发，对经济的看法、对现状的剖析也颇具“爆炸”效应，常常一语激起千层浪。
“中国比西方更有弹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张五常新书《新卖桔者言》。有新自然有旧。1983年，他把为香港某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汇集成《卖桔者言》，引发轰动，内地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从他“随性”挥就的文字中得到启发。1982年，张五常接受经济学大师科斯的建议，从美国回中国香港任教。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不久，是个大课题，张五常功力超凡，又是华人，应近距离观察。因此，《卖桔者言》虽立足香港，却着眼全国，他高度关注内地的一举一动。
这关注持续了三十多年，从壮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卖桔者言》是这份关注的最新呈现。张五常还是那个“卖桔者”，对房价、户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周刊：内地现行的房产模式是借鉴香港的，有学者认为这是房价飙升的重要原因。请问您持什么看法？
张五常：凡是国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是，香港公务员的收入与地价的高低正面联系着，所以多年以来香港政府倾向于高地价政策。多年前他们否认，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详尽的研究，有说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价政策。目前内地某些热点城市有这样的倾向，但不严重。
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户籍制度？
张五常：本来我对户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观。六七年前内地对当时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识到户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动全球化，中国不能独善其身，若如是，户籍制度也会有助。中国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动了，如果户籍制度损害了私隐的需要，也可以改进。我认为户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周刊：您怎样剖析当前的“民工荒”？是否与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上马有关？
张五常：这无疑有“挤出效应”，增加了“民工荒”的压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业员工回乡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没有回到工业区，或没有回到昔日的工业区。天伦之乐是真乐。我的推断，是今后中国的工业发展，不会像以前那样集中在传统的工业区，而是会扩散到乡镇去。国家大兴土木地兴建公路、高铁等，也会鼓励这扩散。
生活周刊：因金融风暴之故，近期国企主动兼并的行为较多，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张五常：西方的经验，是凡有经济灾难，政府权力大增是后果。目前中国有这样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我认为不严重。雨过天晴后，情况会改变。从西方的经验看，这看法近于天方夜谭，但中国比西方更有弹性。
“我坐上了中国发展的船”
张五常的文章好读、耐读，邓丽君、铁饭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让原本枯燥的经济学妙趣横生。但也有人据此批评他“不懂数学”，远离经济学家的“本行”。即便钦佩张五常学问的，也对他没有继续在西方经济学界发展耿耿于怀。2002年，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公开说：“如果史提芬(张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职，早就拿得诺贝尔奖。”对此，张五常当然并不认同。
生活周刊：有人批评您文章里不用数学方程式，不专业，您如何看？
张五常：有些人不懂数，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说什么。我没有这本领。有些人懒得学数，但要学时学得快。我有这本领。有些人可以发明数学，我也有这本领。我不认为从事经济解释数学是重要的。我认为英文要写得好非常困难，而清晰、优美、文气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经济学的传统，斯密、凯恩斯、费雪、科斯等人都有这样的本领。我在英文的写作上下过苦功，上世纪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称赞，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语，虽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认为自己的中文可以挥洒自如。没有办法，此长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周刊：那您自认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呢？
张五常：说到要在西方学术界打出名堂，中国人谈何容易！如果读我的《英语论文选》，你会发觉不少他家之说出自我的旧文，但没有提到我。我的英语文章被提及的次数还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这次数会上升几倍：这样的运情，炎黄子孙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周刊：但至少您站稳脚跟了，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您留在美国，会获得诺贝尔奖，有更多荣誉。
张五常：1983年起我转用中文下笔，是为了对同胞的一点关心。是中国的青年重要呢，还是什么奖重要呢？只有科斯一个同意我的看法。两年前他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职，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说的“荣誉”重要，那我当年舍英取中的选择是做对了。我是坐上了中国发展的船：这船沉没我会没顶，没有谁会记得我；这船一帆风顺再二十年，我写下的不会被视作粪土。从来没有刻意地争取什么身后声名，历来不重视，但今天看走势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黄子孙要沾一下光理所当然，我是买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杂的合并，我可能破纪录”
张五常还有一个鲜明特点：不论观点受到怎样的抨击甚或责骂，只要他认定与学问无关、无助于增进智力者，很少回应。他总是独来独往，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做判断，清晰、坚定。生活周刊记者试着问他对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动声色地忽略。这或许和张五常的年纪有关——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周刊：您的思维方式属于“天才型”，却依然能在经济学界立足。而现在很多学子，因思维较“野”，无法被教育体制认可，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五常：在神州大地，称得上是“天才型”的学子无数。他们就是没有机会，没有我昔日的机遇，为此我大发牢骚多次了。
生活周刊：张军教授在为您写的《思想的冲击》一文中提到，您饱受抨击，特别网络上对您的责骂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样面对？
张五常：张军说的是个潮流，年轻人心有不甘是个原因，不平则鸣是个原因，互联网是方便发泄的好去处。我就是要让他们骂到够，真理半步不让，久而久之，他们有一部分终会看到真理。
生活周刊：如何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
张五常：一团糟。搞这门学问的一个学会几个月前在厦门开会，请我为主讲，我以《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为题，把科斯吓了一跳，多次叫我留个情面。后来他很满意我讲的。我指出以卸责、偷懒、恐吓、勒索、隐瞒、博弈、机会主义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么，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科学上皆废物也。我刻意地讲得搞笑，轻松一下，满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周刊：看您在《五常学经济》中写儿时的香港，很神往那种氛围，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国团的“乒乓第一课”都是您教的。这几十年来，香港有巨大的变化吧？
张五常：跟我童年时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滩污染严重，不再美了。曾经是钓鱼胜地，今天那里的海水养不活鱼。
生活周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张五常：七十四岁了，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只希望能在余下来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仅多，而且杂。说到多而杂的合并，我可能破了什么纪录。余下来的日子可能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