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今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题一直是社会与媒体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际社会与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与欧洲的民意调查中,就业问题也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或者国际学生,也是把到中国寻求实习或者就职机会作为一个重要出路。在中国,更多的大学生为了能够及时就业,开始考虑以往可能较少会考虑的中小企业、异地就业、非自己专业学科领域就业等。 有一点很确定,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危机,中国的高等教育将扮演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引到中心都市甚至国际都市的角色。然后,这些人才则愿意进入相对较有规模与名气的机构,导致人力资源无法实现均衡分布的结果。而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人才出现了显著下移、分散化与多样性选择,更多的社会经济部门则有可能因为人才结构的改革而获得新的生机与动力。 零点调查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人们在网络游戏、交友、看电影和其他娱乐上的消费投入增加了,这一点与美国的调查数据也很吻合。但是,有更多的国内职场人士选择在目前单位安静卧槽、加强在职学习,通过遵守考勤、主动加班的方式来对待现在的工作(这也许是很多老板很期望看到的久违的情况)。全球范围内,在裁员的风声之下,有更好的在职表现是一个普遍的行为选择。 在繁荣与景气时期,事实上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天天在消费着曾经学习到的有限知识,很少吸收系统的新知识。而在危机时期,从普通员工到管理者,其学习行为更加普遍,接受系统培训的积极性也更高。危机反而促进了对于新知识的吸收。 危机是上一景气周期的结束,也是下一景气周期的开始。危机时期的学习与敬业行为,可以显著地提升在下一景气周期中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危机也就不只是问题,而是一个自然的、为下一繁荣周期提供能量的积蓄时期。 危机最大的积极面体现在对于相关知识的反思与社会关系的改善上。零点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大家回家与父母一起吃饭、与同事分享美味零食、一起聊天与分享故事的时间都有明显增加,友好度与协调度也有提升。危机时期的人际关系改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然,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目前对于经济危机的消极感受,中国与大部分“金砖”国家的居民对于经济危机的消极度就没那么高,相反,对于本国走出危机的乐观度很高,其中中国、印度更是表现突出——他们虽然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能更快预期本国会较快走出经济危机。中国居民有超过七成的人相信,中国能在一年到两年内走出危机,八成四的人相信中国能对全球走出危机作出积极贡献。而相信本国能在一到两年内走出危机的英国人只有三成四、德国人是两成五、法国人是三成、美国人是三成三。 在全球主要国家,年轻人比大部分成年居民有更大的危机压力,他们对于危机发展、政府治理能力、个人工作机会的信心更低,这一点与中国也不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总体而论比成年职业人士对于危机的乐观度要高,对于未来发展的乐观度更强。很多人对于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向表示担心,但在社会流行文化、网络舆论主导与社会机会把握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年轻化的社会,这种年轻化特征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具有向前看的能力。